专家建议，中国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要进一步放开，让企业和个人拥有更多的外汇，并要为他们持有的这些外汇找到投资的出口，这样囤积在央行的外储才更有可能性分散到企业和居民手中。另外，从调整中国产品的成本形成机制入手，也是政府调控储备水平的有效手段，并可防止国民福利向国际间不合理转移。

    在改变市场结构和市场机制调节中国储备水平的基础上，一些专家更呼吁政府主管部门变革中国的贸易、投资、外汇管理制度，调整与此相关的政策措施。专家表示，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对中国控制外汇储备水平来说，更加直接和有效。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记者说，在制度方面，首先要对目前的结汇售汇制度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应逐步放松这方面的管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外贸研究部研究员李健也向记者表示，为了维持合理的储备水平，中国20多年来实行的出口鼓励和进口替代政策，应当逐步作出调整；吸引外资政策也需要作出调整，并加快实施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逐步放松外汇限制

    赵锡军说，目前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要进一步放开，让企业和个人拥有更多的外汇，然后还得给他们持有的这些外汇找到投资的出口。外汇和金融市场的放开，和结汇售汇制度的管制这两方面越放松，囤积在央行的外储才更有可能性分散到企业和居民手中。投机性资本方面，就得加以监管了。除了一般的投机性的热钱，还有一些投机资金是混在贸易项目下假冒外资收入进来的，必须加强监管。 

    11月上旬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主要包括扩大交易范围等四方面内容，可以看作改善结汇售汇制度的具体措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部主任梁艳芬表示，国家外管局的上述改进从长远看有利于“藏汇于民”，若要与改变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相配合会更有效，政府主管部门在这方面既要有措施，还要善引导；同时，她建议对资本项目也应尝试放松管制的措施，既可减缓中国储备水平连续增长的压力，也可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积累经验。“但一定要有具体的监管措施，防止放松部份资本项下的管制成为国际热钱流入的新渠道。”她补充说。

    贸易投资须采新战略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专家，李健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及时调整20多年来曾发挥巨大作用的贸易、投资政策，实施新的贸易、投资发展战略。

    李健介绍说，过去中国外汇短缺，实施了出口鼓励和进口替代战略。在外汇储备连年增长、储备水平偏高的情况下，应当实施以追求贸易平衡为主要特征的贸易发展战略，这就意味着对现行的贸易、投资政策作相应调整，包括调整进出口退税政策，限制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两高一低”产品的出口，适当鼓励进口，以及调整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李健谈到的上述政策的调整有些已经付诸实施，如政府今年来先后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降低石油产品等的进口税率，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新近发布的“十一五”期间中国利用外资规划等；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立法，近期也有加快的迹象。“这些政策调整要和国内经济增长、居民就业、财政收支等相匹配，稳步实施，不能期望一蹴而就”，李健强调说。

    由“奖出限入”发展战略转向追求贸易平衡的发展战略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李健认为转变观念很重要。他举例说，他在新西兰工作的时候，了解到该国希望出口更多的牛羊肉、乳制品、羊毛、水产品和木材等到中国，从中国方面看，这涉及到保护农民利益问题和是否冲击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体系，操作就有困难。实际上，问题并不一定是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新西兰的牛羊肉、乳制品等质量好、价格也高，满足的是中国的高端消费者的需求，当然国内低端的同类产品价格可能会因此走低，但价格低了会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甚至农民也来消费牛奶，最后仍会刺激消费。“我们过去是静态地看进口，现在要动态地看，进口增加有利于刺激内需，有利于老百姓生活和福利的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应当加快实施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李健说。他介绍，中国商务部近年来大力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中国海外投资有明显增长，这对于改善中国投资顺差有帮助。目前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个人和中小企业多，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诸如联想、浙江万向节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因此，拓宽“走出去”企业的主体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另外，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也要改进。现在的问题是，企业走出去后往往是对当地的市场不清楚，投资不当、用人不当，导致投资失败的比例偏高。“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有很大潜力。”

    调整成本形成机制

    从中国外汇储备偏高主要是因为贸易、投资双盈余，根本原因是人民币代表的商品、资产太便宜来作分析，李健认为，从调整中国产品的成本形成机制入手，是政府调控储备水平的有效手段，这样也能防止国民福利向国际间不合理转移。

    李健说，中国的能源、资源、土地和基础设施成本低，政府对企业生产造成污染的收费也是象征性的，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甚至对高污染项目开“绿灯”；中国雇工的低工资、低社会保障固然增强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同时也损害了居民的福利，这些做法应当改变。

    今年不少地区纷纷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深圳自2006年7月1日调整后，最低工资标准为全国最高，两级工资分别为810元和700元，上海次之，最低工资标准达到了750元，许多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仍在500元以下，但也有不同程度提高。

    11月14日，央行发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预测了未来三个可能导致物价上行的因素，列前两位的因素，一是水、电、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将加快推进，公用事业产品价格会陆续上调，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高位运行，对PPI、CPI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二是国家将继续加大对企业环境保护、职工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要求，企业在治理污染、劳动保障、安全生产、职工工资等方面的成本会相应增加。

    记者问李健对上述两则消息如何评价时，他说：这对调整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形成机制，发挥政府调控储备水平是积极的措施和信号。李健评价说，这也可以看作是决策部门已经把提高资源、能源、环境、安全生产等的价格和提高员工的工资、福利列入议程，实施这些措施，比单纯规定限制“两高一低”产品的出口，政策约束力更大一些，也是政府调控储备水平更有效的手段。

    (稿件来源：香港《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