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人民币“内贬外升”现象，对当前乃至今后长期内的中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必须重新认识通胀率、汇率与利率之间的新关系，以及必须重新考虑利率对汇率和通胀率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考虑主要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

    如何看待人民币“内贬外升”

    从物价走势看，2007年全年的通胀率会接近5%，而人民币汇率全年上涨了6.87%。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5%的CPI水平是一个显著通胀的标志，也代表着人民币的贬值，但人民币在去年却同时对美元大幅度升值，这个现象被人们称为人民币的“内贬外升”。

    现代经济学理论说明，汇率变动与国际间的相对物价水平有关，如果一国的通胀率高于他国，本币就会贬值，反之则会升值。从去年中美两国的CPI水平看，中国接近5%，美国接近4%，其中去年11月份美国为4.3%，中国为6.9%，说明相对物价水平变化不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原因，反而本应贬值。如果从人民币与日元的关系看就更说不清楚了，由于日元在去年全年对美元升值了4%，小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所以人民币对日元也是升值，但去年日本的物价水平只有0.4%。所以，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升值，原因不是中国的物价水平低于他国。

    经济学理论还说明，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是互逆的，即通胀率上升，本币汇率就会下降。反之，通胀率下降，本币汇率就会上升。这是因为，国内需求扩张是引起通胀的原因，而需求扩张除了引发通胀，还会因为国内供给不足而引起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导致贸易逆差，相应引起本币贬值。但是在今天的中国，通胀率与汇率的关系，显然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人民币的“内贬外升”，说明汇率与通胀率成了同方向变动，即在国内物价水平大幅度上升的同时，人民币也强劲升值。

    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打断中国贸易顺差的强势增长。2007年前11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总计已达到2381.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2%，同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4457亿美元。由于在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都是大幅度顺差，说明有大量的外国货币在追逐中国的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当然会被不断推高了。

    那么，为什么本币大幅度升值出口强势仍然不衰？贸易顺差仍然不减？外汇储备仍然大幅度上升？这也与传统理论不符。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当代新全球化的基本格局讲起。

    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工业化速度相对迟缓，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不断提升着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内的生产要素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迟缓，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提升速度就十分有限，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体系。在二战后长达近50年的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主体是东西方围绕意识形态对立所形成的军事对立与经济隔绝，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更靠近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东西方的对立也阻断了南北国家的经济融合，从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与价格体系长期隔绝，两种价格体系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例如根据赫-俄模型，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是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基本因素，也是引起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但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虽然土地资源极为丰裕，但是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不断拉升了地价，目前城市地价平均在500美元以上，折合人民币近4000元，但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美国，2006年全国主要城市平均地价只有1544元，是美国的40%。如果以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来大体反映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差距，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相差几十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阻碍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政治堤坝也随之崩溃，被隔绝了几十年的、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立即呈现在世界各国面前。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悬殊，只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与技术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就可以获得在本国生产中所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所以就引起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这就是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原因，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出现长期持续拉大的贸易逆差，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的原因。

    使用同样生产要素生产出同样产品，在不同国家却可以存在着几十倍的价格与利润差距，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存在于当代全球经济中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价格体系，但是由于冷战结束，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过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是发展中国家发生较明显通货膨胀，以及本币“内贬”的基本原因。

    但是在新全球化的初始阶段，由于两种价格体系并存，融合仅仅是开始，而发达国家是处在要素价格体系的高端，发展中国家是处在低端，从低到高有几十倍的空间，以百分数来度量就是百分之几千，而汇率的年度变动一般只会在百分之十以内，所以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年提升率在百分之十以内，要经历二、三十年才能抬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发生“内贬”的时候，就不会改变其所具有的贸易强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在人民币“内贬”的同时，也出现“外升”现象，使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通胀率与汇率为互逆变动的理论描述发生变形。

    因此，所谓的人民币“内贬外升”，其“内贬”的含义就是中国的货币对本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贬值，而“外升”则是外国货币在对中国货币贬值，因此也是外国的货币在以更大的幅度对中国的商品与生产要素贬值，而不论是中国的物价上涨，还是人民币升值，从发达国家看，都是中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更贵了，所以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通货膨胀与货币升值，其意义是相同的，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也由此从以往的互逆变成了同向。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90年代初到目前，还主要是集中在消费类产业阶段，但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主体是重工业，要占到制造业的2/3～3/4，所以其制造业的主体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在现阶段基本上还没有展开。没有展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技术基础相对落后，还不具备承接这类产业转移的条件，但是中国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基础工业的实力明显增强，重加工业的技术进步也在显著提速，这表现在中国的钢铁已经在大量出口，而机器设备的数控化率也上升了40%，并且正在以年均5、6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与发达国家60%的数控化率已经是咫尺之遥了。所以，在中国的“十一五”末期，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一个发达国家向中国大规模转移重加工产业的高潮，而这个高潮的到来，一定会使中国在利用外资和外部需求增长方面，比以往时候规模更大。因此在未来10～15年内，在更巨大的外部需求拉动下，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长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通胀率和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也会超过以前年代，人民币“内贬外升”的现象也会更明显。

    正确认识人民币“内贬外升”现象，对当前乃至今后长期内的中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必须重新认识通胀率、汇率与利率之间的新关系，以及必须重新考虑利率对汇率和通胀率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考虑主要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