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业问题专家告诉记者，从目前的解决办法来看，让企业适当运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走出去建立海外大豆种植基地和供货渠道，“对眼前问题起不到多大作用，远期可能有点作用。”
“大企业如中粮集团等国营企业可做到走出去，但是私营企业还不行。出去之后可能短期开荒，长期的改变就是包地之类。”该专家说。
对于各方的不同看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记者坦陈，由于大豆问题牵涉众多，非常负责，目前的方案确实也只是一个“折衷之道”。
农业部的一位官员表示，大豆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争议在所难免。
从1996年开始，国家不断对大豆的政策做出调整，试图找到一种良性解决途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弥补国产大豆的不足，于1996年调整了大豆贸易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规定，我国对大豆进口实行配额管理。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优惠税率为40%，配额内税率是3%。
但是，由于国内一些合资企业拥有独立进出口专营权，以至于一直执行是3%的税率。
这被认为是中国大豆放开的开始，可以说，中国大豆是最早放开的农业领域。
1996年前，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在满足国内豆粕需求的同时，还大量往韩国和日本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口，1992、1994、1995年的豆粕出口量都接近100万吨。
因为配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1997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达到279万吨，而豆粕的进口数量更是增加到347万吨。
这个数据一直呈飞速增长局面——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
这一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而在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
过度的进口也让高层意识到问题，2001年6月，农业部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次年又颁布了 3个配套办法。
黑龙江九三油脂集团总经理田仁礼称，此条例的颁布直接刺激了第2年大豆进口数量的减少。
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按照当时的承诺，中国将取消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子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体制。
据了解，当时专家的观点五花八门——有的表示要把中国变成世界的大豆加工厂，进口美国的大豆就相当于进驻美国的国土，还能拿到美国的财政补贴，何乐而不为？有的表示按照世贸规则，我们农产品要全面放开，放开之后，农业怎么办？但事实上，对大豆来说，早已按照3%的关税执行大豆进口。
与此同时，农业部也开始了“大豆振兴”计划。由于政府的一种软壁垒的措施，2003年也迎来了大豆产业的黄金岁月。不论是豆农还是压榨企业，收入都非常可观，当时在黑龙江，大豆的价格一度攀升到每斤1.75元到1.80元。
在这一黄金岁月里，大豆潜在的危机被掩盖了起来。
2004年年初，整个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出现大跌，亏损甚至达到200元/吨左右。
这成为了整个大豆业的转折点——ADM、Wilmar、嘉吉、托福、来宝、路易.达夫等国际大豆主要供给商通过参股、控股等低成本扩张方式，大举进入中国大豆压榨行业。
即使此后政府采取了免除农业税、油补等政策，但由于中国大豆种植成本高、国际大豆供应商控制着国际大豆的原料供给，且很大程度上影响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价格的变化，中国的大豆开始陷入低靡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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