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被贱卖百亿元，选择凯雷是我们比较了18家投资者之后才决定的。”曾在6年之内主持引资各项事宜的太保寿险董事长金文洪，昨天接受晨报采访时，透露谈判的各种细节，并且驳斥了“贱卖说”。他还强调，太保集团董事长王国良离任是正常的人事调动，与所谓的“贱卖说”没有任何关系。
此前，某投行出具报告，太保寿险只收了4.1亿美元，就将24.9%的股份出售给凯雷，贱卖了百亿元之多。本报8月2日曾刊登《徐工“贱卖论”一波未平，太保寿险也卷入“凯雷门”———凯雷回应“超低价收购”太保》，当时太保集团发言人对“贱卖说”未予置评。凯雷集团昨天没有对“贱卖说”进一步置评。
估值需考虑“老保单”包袱
外界质疑的核心就是凯雷给太保寿险的估值和报价是否过低。金文洪回应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利率普遍比较高，寿险公司卖出一大批承诺收益率很高的保单，我国随后进入数年的降息周期，这些保单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险公司因此产生巨额亏损。上述的“老保单”包袱对太保寿险产生重大影响。
他引述中国人寿上市时的公开资料称，当时的“老保单”使国寿产生2100亿元的亏损，太保寿险当时的业务大致相当于国寿的9%，算下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需要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不断提取准备金，这些因素不能不被考虑到估值当中。
“客观地讲，凯雷的报价略高于太保寿险的价值，当然这种溢价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凯雷开出上市、增资等附加条件。”金文洪强调。
“18进8、8进1”才定下凯雷
金文洪首次披露，1999年起太保寿险先后于18家潜在的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接洽，其中达成初步意向的就有8家，包括鼎鼎大名的美国安泰、澳大利亚安保集团(AMP)、荷兰国际集团(ING)、花旗、保德信、凯雷、美国国际集团(AIG)等。
不过，在后期的接洽中，花旗要求太保寿险剥离“老保单”，剩下什么都可以谈；ING要求分10年付款，每年支付4千万美元到5千万美元；AMP不同意一次性付款，所以都没有成功。因此，相对而言，凯雷的报价以及一次性付款的承诺，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谈判中不愿吃凯雷一顿饭
“与凯雷长达3年的谈判中，我们几乎每次见面都争吵，吵到血压高。”金文洪回忆起当时谈判的艰苦，不禁唏嘘。事实上，太保寿险一开始并不同意凯雷，因为后者是基金公司，而不是一家保险公司，不能带给太保寿险相应的技术实力。
金文洪也承认，谈判的过程中太保寿险内部也有反对意见，于是董事、股东的修改意见不断被加入进去，然后再跟凯雷继续周旋。
“为确保立场的公正性，我们去美国洽商时甚至不愿吃凯雷的一顿饭。”金文洪笑着说。后来，凯雷拉美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保德信入伙，这才真正打动了太保寿险的心，“我们选择凯雷是从太保寿险的战略角度考虑的。”
投行报告可能“动机不明”
那么，为何太保寿险自己的评价与提出质疑的投行，相差如此之大呢？
金文洪表示，对一家公司要作出客观的评述，必须掌握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关键数据，并且作相关审慎性调查。“我看过不同投行的9份报告，差异非常大。”金文洪举例称，有的投行为了争取到这笔生意，会特地将目标公司包装得很好，评估价做得很高。但是，参照这份“看上去很美”的评估价，这些投行却无法为太保寿险介绍到一个有意向的合作方，因为这样的评估价是不被认可的。
而且在金文洪看来，“事后诸葛亮”的“贱卖论”违背基本事实。他表示，中国人寿在上市至今股价已经涨了3倍，但能以此证明该公司当时的发行价过低吗？事实上，正因为有了外资的介入和法人治理结构的改善，公司的估值才能逐步走高。他透露，太保寿险今年上半年账面利润已达7.35亿元，前几年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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