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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从旧中国"牢监大学"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

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5年07月29日 13:53
    从在“牢监大学”自学成才到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国农村》,从在新四军和苏北抗大讲授政治经济学到主持山东解放区的战时财经工作,从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协助周恩来处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工作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深入探索,薛暮桥以其睿智的头脑、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孙冶方、许涤新、于光远并列为中国经济学界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最终成为影响新中国经济走向的人之一。 

   

    薛暮桥,原名薛与龄,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幼时曾在父亲办的女塾和东林小学(其前身为著名的东林书院)读书。薛暮桥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918年,他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学习。后因贫辍学,投考沪杭甬铁路当练习生。期间,薛暮桥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六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铁路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薛暮桥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后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薛暮桥,自己休假去了。

    1926年,年仅24岁的薛暮桥担任了杭州笕桥铁路站站长。1927年,薛暮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至6月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积极参加工人、学生运动。1927年6月,薛暮桥被捕,关在浙江陆军监狱,直到1930年底才保释出狱。这三年牢狱生活为他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此,薛暮桥的秘书、学生李克穆在2000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飞瀑涤俗尘偷闲理经纶——薛暮桥同志二三事》为题进行了回忆:“薛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坚持每天读书,阅读大量经济学、历史、哲学著作,还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牢监大学’,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薛老在狱中的自学,缘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与薛老同监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张在狱中每天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并且让难友和他一起学习;他曾在黄埔军校教过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为难友们讲中外革命历史。有一天他读完书,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薛老惊奇地问:‘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为什么每天还要认真读书?’张秋人同志答:‘共产党人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薛老将这一教诲始终铭记在心。不久,张秋人同志壮烈牺牲,而薛老则从此踏上了永不止息的学习研究之路,终成一代大师。”20世纪70年代末,当一位美国教授问起薛暮桥“薛君毕业于贵国的哪所大学”时,他坦然而又诙谐地答道:“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牢监大学!”

    1932年初,薛暮桥在南京民众教育馆编辑过一段时间的《民众周报》。不久,在朋友介绍下,他进入上海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很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的赏识,和蔡、陈私交甚好。

    由于陈、薛等人的社会活动太多,引起国民党党部的注意。1932年底,他们下令把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到南京去,薛暮桥被裁减(薛是编外人员,用办公费作工资)。为维持薛暮桥的生活,陈翰笙教他学写文章。于是,薛暮桥回故乡无锡农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陈为这篇文章写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的题目,送当时的进步刊物《新创造》发表。当时,薛暮桥正在学习日语,常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去买日文书籍。有一次,他突然发现日本进步刊物《改造》翻译了这篇文章,真是又惊又喜。

    虽然在此之前他就有文章发表,但薛暮桥后来却在自撰的《年表》中把这篇文章视为自己的处女作,一则该文章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二则是出于对陈翰笙的深深谢意。

    1933年2月,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东莼致信陈翰笙,要陈介绍一位“农村经济”课教员。陈翰笙推荐薛暮桥,薛说: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怎能到大学里去教书?陈说:不要紧,我已为你假造一个履历,你名叫薛暮桥,上海劳动大学毕业……

    从此,薛暮桥这个“假名”开始使用,后来竟盖过了薛与龄这个真名。

    从1933年2月至1934年5月,薛暮桥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讲授农村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他和校长杨东莼等进步人士组织了读书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1934年10月,薛暮桥协助陈翰笙等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乡村调查,同时主编《中国农村》月刊,从而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一道成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人物。

    多年来,薛暮桥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薛暮桥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聪明、勤奋、持之以恒外,遇到陈翰笙这样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幸运。陈翰笙在研究问题方面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这影响了薛暮桥一生。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薛暮桥这个大经济学家在“文革”前从未读过《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薛暮桥是在“文革”期间关“牛棚”和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读的。薛家有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但薛暮桥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支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自己的成名力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正因为如此,解放后已经身居高职的薛暮桥始终对陈翰笙这位恩师礼遇有加:凡是与陈翰笙一起开会时,薛暮桥绝不会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笙坐中央,发言时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

    

    1938年10月至1942年底,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抗大五分校、抗大华中总分校(苏北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讲课时,薛暮桥编写了一本内容通俗、观点鲜明的教材,后来由新知书店以《经济学》为书名出版,在新四军中广泛流传。由于《经济学》一书同样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喜爱,因而不断重版,甚至搞不清楚究竟印了多少次,这是当时唯一能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相媲美的畅销书。

    在新四军工作期间,薛暮桥还和刘少奇、陈毅共同战斗,建立了革命友谊。1942年3月15日,刘少奇曾亲自复信薛暮桥,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战略与策略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42年11月,陈毅约薛暮桥、范长江、阿英、杨帆等人商谈成立诗文社事宜,后经讨论定名为“湖海艺文社”,并通过《缘起》。“湖海艺文社”作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发起人有陈毅、薛暮桥、范长江、阿英、杨帆等22人。

    薛暮桥在华中的革命活动倍受国内各界的关注。1942年10月24日,新华社华中电讯报道:“全国文化工作者先后来华中敌后,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沪文化人更接踵而至。”电讯列举知名者时,薛暮桥赫然榜首。

    1943年1月至1947年10月,途经山东的薛暮桥由于罗荣桓力邀并呈请中共中央批准,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委员兼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

    对于抗战时期薛暮桥的理论贡献,前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在1996年12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重温历史经验促进两个转变——读〈薛暮桥回忆录〉》为题进行了高度概括:

    “在30年代,暮桥同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曾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深入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论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40年代,他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取得过辉煌胜利,在货币价格理论上提出了国际领先的创新见解。”

    1947年10月至1949年10月,薛暮桥任华北各解放区财经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时值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薛暮桥成为周恩来处理经济问题的主要助手。据杨尚昆回忆:“恩来同志为了缩小‘大办公’的范围,减少‘陪会’的人数,除了作战问题外,日常工作主要由杨立三、薛暮桥和我三个人参加。我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恩来同志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

    建国后至1958年夏,薛暮桥历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7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薛暮桥、顾明等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的再三斟酌后,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958年夏至“文革”初期,薛暮桥又历任国家经贸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秘书。

    1966年,“文革”的爆发打破了薛家宁静的生活,薛暮桥和夫人罗琼(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直到1969年,薛暮桥和罗琼才先后被从“牛棚”中放出来,但仍继续被审查。当时薛暮桥已经65岁了,但他每天要擦洗办公楼里一条很长的走廊和男女厕所,还要从地下室打十几壶开水送到二楼的各个办公室。同年冬,薛暮桥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在这样的劣境中,薛暮桥笑看人生,渡过了一生中的又一难关。

    1975年后,薛暮桥复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兼计划经济研究所所长。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起,直到“文革”被打倒,薛暮桥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构建、完善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因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17年间,他曾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非常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

    1976年“文革”结束后,薛暮桥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地、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79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上,中国统计学会成立,薛暮桥当选为中国统计学会会长。1980年5月,薛暮桥进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同年7月,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名誉主任。之后,薛暮桥开始亲自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1980年夏天,由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出台,其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薛暮桥代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由薛暮桥这个老牌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也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从此,薛暮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上,并较早地提出了若干崭新的命题。如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打破城乡商业独家经营;允许工厂自销和农民长途贩运,打破劳动力统一分配制度;准许并帮助待业青年自行就业,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制度;发展横向联系,形成经济网络;社会主义经济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等。不难看出,从这时起,薛暮桥把经济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场。1980年,在由薛暮桥负责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他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可惜的是,这种认识当时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1982年5月至1985年5月,薛暮桥兼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1985年6月,80高龄的薛暮桥正式退居二线,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总干事,后又担任了中国价格学会名誉会长。

    

    作为政学双栖的当代名流,薛暮桥在建国后既很好地履行了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六届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又无愧于首批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荣誉。他的名著迭出:《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修订版1983)、《当前我国经济的若干问题》(1980)、《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1982)、《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1986)、《解放思想、深化改革》(1988)、《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0),改革——面向新世纪丛书《中国市场经济的萌发与体制转换》(1993)、《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1998)、《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千锤百炼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发行量超过千万册,在非教科书类的经济学著作中创下了世界之最。就如今的学术出版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书中的许多概念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如“所有制形式”、“三大差别”、“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等等。1981年,中国外文出版社向国际社会隆重推出了这一力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并不是在安静的书斋里撰写的。他开始动笔时,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后来,有知情人回忆说:“他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写,在干校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铺上写,自己复写,自己装订,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裹着那一摞摞的手稿。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这显然是一部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书稿。他执著地写着、改着,他曾对女儿说:我相信这本书即使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出版,我死后也会出版。”幸运的是,早在25年前的1979年,他就欣然看到了这本凝结着他的经验、思考和心血的著作出版;而且使他料想不到的是,此书一版再版,供不应求,竟然累计印行了千万册。

    女儿薛小和曾经问过薛暮桥: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薛暮桥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确实,薛暮桥自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有了学者身份、40年代后成为中共高级干部以后,一直是给自己这样定位的。这种定位使他70多年来,始终把党和人民、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与党的事业荣辱与共。但是,在信念坚定的同时,这种定位也给他造成很多矛盾,特别是当他的理论观点与党的正式文件不协调的时候,这种矛盾甚至会带来痛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了,但薛暮桥却因为主张改革受到了几次批评。有党组的正式批评,也有多年的老领导的不满甚至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薛暮桥尽可能地坚持了他的主张,很多时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坚持的。

    在党的纪律和个人观点的矛盾之间,薛暮桥无论如何退守,都尽量坚守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实事求是。薛暮桥是通过社会调查迈入经济学的大门的,所以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考方式和研究作风。阅读他的报告和文章可以看出,文章的行文也就是他的思考路线,这几乎成了一个定式。讲一个问题先讲现在的实际情况,再讲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及政策演变过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

    与许多习惯于从理论推导中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不一样,薛暮桥更习惯于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词用句也不大准确,他注重的是实际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注重从实际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共产党人则要改变世界。由于薛暮桥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对社会经济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

    有人很奇怪,薛暮桥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时,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薛暮桥像所有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他自己也坦言:“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

    在许多人看来,薛暮桥固然是共产党人,但他更是学者,在他身上有着较强的知识分子特性:

    ——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有时他处于“沉默”或“失语”的状态,但他对事物从来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

    ——他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不是举重若轻的战略家,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的实干家;

    ——他不大懂政治,更不玩弄政治,不会拉帮结派,不会阿谀逢迎,更不会整人;

    ——他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绝不会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对党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对权力的屈从,而是对真理(当时认为是真理)的认同,或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事后,他也绝不会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账。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一个传统,薛暮桥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共第一代领导干部中为数不多的人。

    

    作为中共老一辈经济工作权威,薛暮桥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从甚密,年届百岁华诞的他至今仍对一些交往细节记忆犹新。

    “1958年春节期间,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议。我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我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我到得早,发现空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桌前吃饭。我走上前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主席见我来了,便打招呼:‘坐,暮桥。’当知道我还没吃饭时,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与我闲谈,问我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我回答说,‘暮桥’这两个字是陈翰笙同志在30年代初因革命工作需要为我起的(我原名‘与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这样一件小事,使我对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感受颇深。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同志约我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谈完工作已是中午,朱老总便留我一起吃饭,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我快走。走到门外,秘书告诉我,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例子,常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60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策。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次。我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后,小平同志对我说,文件已发给大家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一下就行了。我对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小平同志说,暮桥同志是物价问题专家,文件写得比较全面,在座的哪一位还有修改意见,请提出来。会场静默了片刻,小平同志说:我看就这样吧,第一,调价规模不要超过×××亿;第二,要稳步推进。这个稿子基本成熟了,没必要再在会议上讨论了。与会者离开后,我仍坐在位子上,心想:总理亲自布置要讨论五到六次的文件,才进行一次讨论便通过了,这样行吗?于是,我前往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总理听后沉吟了一下,对我说了一句:‘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后看来,这份文件即使再讨论五六次,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总理与小平同志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理解,更为小平同志工作中的快节奏、高效率、敢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正是这种作风,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薛暮桥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学风朴实无华,学以致用,这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常说,写文章一定要到有话要讲,有理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动笔,才能做到写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他在动笔之前,首先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资料,然后坐下来打腹稿,或是利用散步时间默想,思路基本形成后,用一段完整的时间一气呵成。所以,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而且通俗易懂。在他的文章里,深奥复杂的理论变成了浅近生动、有理有据的白话。因此,不论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员,还是关心经济问题的普通读者,都愿意看他的文章。

    正因如此,1994年10月25日,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周年座谈会”上,朱基同志号召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理论工作者要学习薛老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对于薛暮桥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治学精神,他的弟子吴敬琏有着非常经典的概括。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周年座谈会”上,吴宣读了一个书面贺词,贺词中说:“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杰出造诣相比,薛暮桥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可谓“大失水准”。

    在许多社交场合,即使是与一些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交往,薛暮桥也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甚至交谈很久而竟不知对方何许人也,谈话的内容也从不涉及人事交往一类的话题。

    难道是记忆力差吗?不,薛暮桥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对于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要理解薛暮桥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不谙世事”,我们只能从他在1982年所赋的一首诗中寻找答案:“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

    1996年底,作为“偷闲理经纶”的硕果,薛暮桥和著名经济学家马洪任主编的、全面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貌的大型经济史册《中国经济年鉴》由中国经济年鉴社出版。此后每年一部,它是了解一年一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权威性百科全书。

    同年,《薛暮桥回忆录》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对薛暮桥本人的成就及《薛暮桥回忆录》出版的意义予以了高度评价。

    1997年2月,有关单位又在京召开了《薛暮桥回忆录》出版座谈会,93岁高龄的薛暮桥偕夫人罗琼参加了座谈会。

    1998年,为纪念薛暮桥对我国价格理论和价格政策的杰出贡献,同时促进和繁荣价格理论与价格政策研究,中国价格学会设立了“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定期奖励对我国价格理论与价格政策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著作和论文。同年12月16日,首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在京颁奖,国务院总理朱基写信祝贺。

    2000年5月,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举办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孙冶方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论稿》、马寅初著的《新人口论》、于光远著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王亚南著的《中国经济原论》、卓炯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蒋一苇著的《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刘国光著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厉以宁著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以及吴敬琏、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同获殊荣,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界送给这位跨世纪老人的“世纪礼物”。

    2004年1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北京医院,亲切看望了百岁老人薛暮桥。上午10时,温家宝来到北京医院,走进薛暮桥先生的病房。温家宝同他及其家人一一握手,表示问候。温家宝高度评价薛暮桥为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的贡献,指出:“薛暮桥长期担任经济领域的领导并从事研究工作,是经济工作的实践者,也是我国经济领域的理论家,他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受到国际经济界的重视。”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