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每个月能有2000多元收入，几年后能翻一倍吗？”今年41岁的庞师傅这么问。
庞师傅是海南省三亚市一家旅游公司的司机，平时不怎么看新闻，但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却让他记住了。十八大报告中说，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是我国首次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细化为一个定量的目标。这个关系普通居民幸福感的目标被认为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国民的郑重承诺。
这样的承诺让庞师傅有些不太敢相信。6年前，他从海南省的一个县城来到三亚，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现在的工作——经常需要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但到现在，庞师傅依然没能将妻子、儿女接到三亚共同生活，他在公司车队旁边的一个小区与别人合租房屋，每月房租300元。
庞师傅盼着收入能大幅增长，一家人能在三亚团聚。但他并不清楚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现，因为“涨不涨工资是公司说了算啊，政府不可能强迫公司给我们涨工资吧？涨了工资，物价不会也上涨吧？”
闲暇时，庞师傅会跟同事讨论，但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个收入倍增计划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网络上，很多人都有着类似的疑问与期望。
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告诉记者，收入倍增说的是剔除了物价因素之后的实际购买力的翻番。收入翻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翻番，是有重点的。从城乡来看，农民是重点；从区域来看，中西部是重点；从群体来看，农民工是重点；从收入阶层来看，贫困人群是重点。针对不同的重点，应有相应的倾斜措施，从而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看来，收入倍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实现的过程并不容易。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并没有搞清楚GDP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以为GDP高速增长就能带来居民收入同样的高速增长。
这样的观念导也致了唯GDP论英雄，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上，GDP成为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9～2009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2%。
多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慢于GDP的增长。10年前，我国消费占GDP的比例为46%。目前，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35%。
在霍德明看来，消费相对量处在快速下降的通道，这说明经济增长的果实并没有让普通百姓真正分享到。
另一个表现则是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我国储蓄率高得惊人，历史上从未有过，已经到了50%。”2012年年底举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吴敬琏看来，我国储蓄率高，并不是百姓的储蓄率高，而是国家、企业的储蓄率太高。分配结构是由生产结构决定的，投资在生产要素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分配资本所有者的所得比重就越来越高。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的，造成的结果必然就是投资多得，劳动少得。而资本的来源主要就是国家和国企。也就是说，资产性收入的不足让普通居民的收入相对下降。
“在我国，很多城乡居民是拿不到资产性收入的。这部分收入大多是企业的利润、银行的利息，基本上都被转化为再投资了。”霍德明说，在国外，企业赚钱后要给股东分红，需要流动资金时向银行借就可以了。但在我国，企业却不得不把利润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握在手中。
霍德明告诉记者，当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时，银行常常会被要求减少放贷。这样，企业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对民营企业来说，这样的不确定性使其必须要将利润握在手中，以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冲击。而对国企来说，发展目标是做大做强，也没有动力把赚到的钱分到股东、居民手中。
于是，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国企收入越来越多，居民收入却在相对下降。而在不同性质的单位，收入的差距越来越明显。
2012年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为42452元。
在非私营单位中，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35562元，最低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年均收入只有1万元出头。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平均工资相比，两者差距逾8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
“还有两亿多未城市化、假城市化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多余的钱，怎么能消费呢？”吴敬琏说，于是政府发钱、免税，搞家电下乡，结果却造成税收“大跃进”。
这些问题并非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10年前，中央就提出要增加百姓消费，此后多次提出必须提高居民收入以增加消费。10年后的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终于转化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霍德明看来，中央政府下决心要作出更正，让人均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2012年12月1日，我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制度正式实施，全国40万户居民将按照国家统一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制度开始记账。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这将为收入倍增计划提供扎实依据。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3%。二者都跑赢了7.7%的GDP增速。
多个省市也已制定具体的收入倍增计划。
2011年，贵州省、江苏省相继出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2012年11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这个规划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为：到2020年，中原经济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17813元，增长到3.8万元，相当于增长1.1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从2011年的6629元提升至1.6万元，增长1.4倍。
这意味着，河南全省及山西、山东、河北、安徽4省部分地区的收入倍增计划都已经确定。
2012年11月20日，甘肃省通过《甘肃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计划(2012～2016年)》，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年均增长15%以上。
两天后，黑龙江省政府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以上，以实现翻番的目标。
在霍德明看来，尽管各地已经开始为收入倍增计划积极行动起来，但真正做到并非易事。“GDP的统计容易，但居民收入的统计非常难。”
在国外，通过税收就可以准确地推算出居民收入，但在我国，90%以上的税都是间接税，居民实际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可能并没有体现在税收中。
“这就需要把居民收入透明化。”霍德明说，比如有些单位让员工用发票的方式报账，就把一部分收入变成了隐性收入，在账面上表现为企业的支出。这些收入需要显性化，而把这些收入显性化的关键，就是要把税制调整好。
此外，农民是没有隐性收入的。如果只是从事简单农业生产，实现收入倍增基本不可能。霍德明认为，农民的收入倍增应该通过土地更有效的利用来实现，也就是城镇化。
对于如何实现收入倍增，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一口气列出了五项重要工作：确保所有人公平公正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大力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必须给中小企业减税减费减负，同时提供信贷等多方面支持；征收资源税和财产税，严厉制止和打击官商勾结侵占国家资源暴富；下决心消除和改革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消除民营资本或私人资本产业进入的玻璃门和天花板；财政开支要尽量减少行政事业经费开支，将至少60%的财政经费投入到教育、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不仅要大幅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且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趋势。”向松祚说，以人均收入水平看，我国仍然处于全球贫穷国家行列。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尤其严重，会导致公众不满意度及幸福度降低，容易诱发各种社会矛盾乃至冲突。
在向松祚看来，要实现这些就必须改变增长方式，否则，收入倍增计划将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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