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舍笔下那种“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雾霭弥漫整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宅在家里了。
昨日(1月13日)，京津等地的空气污染，俨然上世纪五十年代“雾都”英国的翻版，北京多个空气监测点PM2.5浓度指数“爆表”，通州区甚至达到950微克/立方米，建设“美丽中国”目标遭遇严峻挑战。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统计，截至昨日零时，在全国74个PM2.5浓度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检测站点检测数据超过300，即空气达到了“严重污染”。
燃煤是此次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因此要调整经济结构，不能仍旧以追求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毒气”弥漫/
此次空气污染，是自去年北京公布PM2.5浓度数据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截至昨日，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污染指数均在400以上，进入“重度污染”行列。
一年前的1月13日，北京市分管环境保护的副市长洪峰曾指出，当下PM2.5的构成中，有22%以上是机动车排放所致，近17%来自燃煤，16%是扬尘。
“其中还有24.5%主要是从天津和河北来的，因此应建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机构。”洪峰指出。
“在特定的气象条件下，周边地区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率高达30%~60%。”2005~2008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朱彤在《北京与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物输送、转化及北京市空气质量目标研究》中，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据了解，北京市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已所剩不多，目前防止污染的主要措施在“换车、压煤和除尘”。除此之外的污染，基本源自周边省市的“输入”。
近日，环保部在其网站公布的污染指数排名中，与北京毗邻的保定、天津等城市“荣列”前十名，其他城市诸如秦皇岛、石家庄、唐山等，“名次”也距北京不远。
朱彤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当南风吹起时，拥有大量钢铁、水泥等工业设施的保定，大气中的PM2.5随着气流一天之后就可到达北京上空。”
12日中午，北京城区雾霾较之当日上午变重，能见度变差，空气污染越发严重。对此，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认为，“这是因为午后近地面出现南风，将北京南部的雾霾平流到城区。”
燃煤之祸/
北京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于2013年1月13日10时35分发布。习惯于每个清晨在微博上发布空气污染指数的潘石屹，终于在昨日早上6时，自言“被有毒空气呛醒了”。
冬季燃煤被多数专家认为是这次污染的“罪魁”。相关资料表明，北京作为全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城市，长期以来，煤炭是能源消耗的重要品种，主要用于供热、发电、居民取暖等。
据测算，在影响北京PM2.5的各种因素中，能源使用因素占近四成，其中，来自燃煤使用的排放约占16.7%。由燃煤带来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分别占北京全市总排放的95%、25%和15%。
尽管北京一直力推能源结构调整，但燃煤使用量大、比重偏高的局面并未彻底改变。2010年北京燃煤消费总量达2635万吨，占全市能源消费的30%，比重仍居首位。
马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燃煤是此次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在长期以来工业燃煤带来的污染基础上，再度增加了新的污染，所以冬季空气污染更为严重。
数据表明，在中国的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占比超过70%，中国煤炭消费从2000年的14.45亿吨增长到了2010年的32.4亿吨，相当于美国的3倍、印度的6倍。
马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燃煤是此次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在长期以来工业燃煤带来的污染基础上，再度增加了新的污染，所以冬季空气污染更为严重。
数据表明，在中国的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占比超过70%，中国煤炭消费从2000年的14.45亿吨增长到了2010年的32.4亿吨，相当于美国的3倍、印度的6倍。
根据绿色和平的报告，“从全球PM2.5浓度分布图可以看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污染最重，而全世界将近1/5的煤炭就在这片土地上燃烧。”
“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要设立一个燃煤的上限或峰值，然后进行大规模削减。”马军表示，“因此要调整经济结构，不能仍旧以追求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但现实情况是，河北、山东、天津等地区，还在上马大规模的重化工项目。根据记者此前实地调查，围绕着渤海湾以及更大范围的填海造陆、大量重化工项目“先上车后买票”的例子并不少见。
面对严重的污染，政策层面的应对措施也在逐步“扩容”。
从早前的“三区六群”到此后的“三区九群”，再到当下的“三区十群”
(“三区”即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十群”即辽宁中部、山东、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环保部门将PM2.5防治的重点区域扩张到了19个省、117个地级以上城市。
与此同时，相应的治理思路也在转向全局考虑。
“不能延续‘东边烟囱冒烟，就只关注东边烟囱’的路子，PM2.5是复合型污染，不仅北京自己要管好，周边区域也得一并治理。”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曾表示，区域联防联控就是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规划、监测、监管、评估和协调。
不过，这些应对措施的出台，对于污染的消弭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副市长洪峰曾指出，北京PM2.5的达标至少需要18~20年。
工业化带来的这枚“恶之花”，最早在1952年的英国伦敦“生根”，并最终酿成12000人死亡的悲剧，当时工厂排出的烟尘在低空聚积，整整五天未能散去。
而此次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再现老舍笔下描写伦敦那种“浑黄、呛人”的雾霭天气。天气预报上说，雾霭的散尽，要等到1月16日。
深感于这种雾霭天气带来的痛，英国在此后数年内，陆续出台了《清洁空气法案》等众多法案，这些法案对促进空气好转起了重要作用。
而在我国，自1987年《大气污染防治法》颁布以后，虽然进行过两次修改，但仍然具有局限性，根据全国法工委的说法，目前这一法律还在修订中。
同时，在经历了严重的污染事件后，英国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觉醒，以自行车为标志的“绿色交通”很快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将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
在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的中国，低碳通勤已经是城市是否宜居的重要考量。据了解，自2008年西湖之滨出现租赁自行车后，目前我国已经有61个城市用上了公共自行车。
对于正在遭受雾霾之苦的北京来说，其应对之举也在逐步展开。洪峰给出五大措施，包括五年种树百万亩、恢复车辆强制报废、工地扬尘黑名单制度、煤改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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