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M2/GDP比率偏高一直是热门话题，截至2012年末，M2余额达到97.42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M2/GDP比率偏高并不是新话题，但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其中很多细节仍然是货币金融学领域十分前沿的难题，需要冷静看待。
M2/GDP高
并不必然造成通胀
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货币发行超出了经济实际运行的需求量，也就推高了通胀。这个观点本身是正确的，但有其适用范围，有相应的假设前提，随意套用是不严谨的。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是“流量”指标，而平时大家谈论的“财富”是“存量”指标。M2是“存量”概念，而且各国并不统一。由于货币是分层次的，所以各国对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往往分为M0、M1、M2、M3等等，我们平时关注较多的是M2.
M2/GDP不断升高的另一个等价说法就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大于通货膨胀率与实际GDP增速之和，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事实——不论以哪种货币供应量口径(M0、M1、M2)来统计，均是如此。
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于2003年出版《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一书，书中对M2/GDP不断升高的解释已经被众多学界人士所接受：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产生大量由于体制变革造成的货币需求。粗略地说，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不断增加。通常来说货币化部分的交易是在市场上实现的，而非货币化的部分则是通过有些传统、某种程度上的以物易物、自给自足经济相联系的。
例如，1979-1984年经济迅速货币化，具体表现为农业部门实行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迅速增长，这都对货币产生了额外的需求。所以，此时的“超额货币”大多被新的货币化经济吸收，并没有造成剧烈通胀。但1985年后，货币化进程明显减缓，经济无法再吸收额外的货币，此时“超额货币”就造成了通胀。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时间是1991年，但其结论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M2/GDP很高与通胀之间并不是必然联系，是需要许多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就涉及到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探讨，这是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方面的难题。
M2高增长
对GDP具有拉动作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绩离不开M2的高增长。许多研究表明，M2是中国GDP的先行指标。M2是拉动GDP的因素，如果M2降低，GDP增长往往缓慢。由于中国处于重工业化阶段，不断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资金的需求是很大的。例如，中国企业扩张往往需要银行贷款的支持，而银行贷款就是M2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妖魔化M2的高增长，而要理解其正面功能。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各国货币参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欧美央行纷纷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中国也出台“四万亿”政策，这就需要货币供应量进行配合。中国外汇占款虽然近两年增速有所减缓，但一直是很大的数额，这就成了中国M2存量的重要贡献因素。所以，M2的增加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中国央行。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央行资产规模在下降，说明央行正在控制基础货币发放。截至2012年11月末，央行资产规模达到28.99万亿元，比10个月前资产规模减少5100亿元。央行资产负债表多年来首现收缩，说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将进入新的时期。央行出台政策需要合适的时机，这就是“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时间实施，效果可能天壤之别。货币政策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理论只能提供参考。
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有所不同，统计口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货币供应量是个比较难精确界定的指标，简单套用别国的M2/GDP来分析中国的情况需要谨慎。例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崩盘后，就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日元利率趋于零，货币供应量大幅上升，而GDP不见起色。此时其M2/GDP很高，但经济却处于通缩周期。所以，对于当前中国的情况，通胀可能并不全是M2/GDP造成的。
近年来，我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证券、保险类机构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表现出明显替代效应。2010年12月央行引入了“社会融资总量”概念。而M2逐渐显得过时了，这也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美联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抛弃M2、M3等数量指标，转为利用价格工具进行调控。
中国央行之所以推出“社会融资总量”，就是要将M2统计之外的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视野。M2之外的金融活动已经非常活跃，而且很可能是中国未来宏观经济风险的重要来源，需要多加警惕。
手机看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