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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重构三大关系 化解中国经济核心矛盾

2013年03月05日 06:48   来源:经济参考报   

    今年两会,将揭开中国新一轮改革大幕。决定新一轮改革成败的关键,是重新构建影响全局的三大关系,化解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

    重新界定“财政”与“货币”的关系。当前,中国的财政金融风险主要源于“货币”与“财政”关系模糊不清。一方面,货币过多地承担了“准财政”的职能“低政府债务、高货币信贷”,就是货币充当“准财政”职能的突出表现。国有银行改革、持有外汇资产并由此承担冲销成本、通过票据置换和购买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并承担银行体系坏账,不仅恶化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也大大限制了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另一方面,财政过多地承担了“准货币”的职能。中国从1994年首次公布货币统计口径开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商业银行的财政存款一直没有纳入货币统计口径。2010年末,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为24277.32亿元,占M 2的比例达到3.3%。财政存款规模日益扩大并随着政府收支的变化而波动,对货币供给的冲击不容忽视。

    更大的矛盾在于,政府已成为“货币创造”的主体。除了外汇占款创造货币的外生方式外,以政府为主导的高投资下的信贷扩张,成为“货币创造”的内生方式。政府投资扩张放大了注入金融体系的货币流量,也加重了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货币超发”的源头就在于政府财政没有硬约束机制。因此,未来的改革应在重新界定“财政”与“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围绕如何建立财政预算约束机制做文章。这是防范各类金融风险的核心要义。

    重新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错位与失衡,是掣肘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稳步下降到2011年52.1%;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却从72%上升到84.8%。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倒挂”现象比较严重。据观察,全球主要国家的地方收入占比都大致等于或略高于地方支出占比,体现出“收支对等”的原则。中国的“财政收支倒挂”,造成了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于是,它们不得不“借地生财”,患上了严重的“土地财政依赖症”。而且,“短债长投”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短期还债的压力和债务风险。因此,下一步财政改革的方向,应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并形成财政预算和各类隐性债务的“硬约束”。      

    重新构建财富分配与财富积累的关系。新一轮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重新构建财富分配与财富积累的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国国民财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失衡,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国富民穷”的状况已不可持续。当前财富分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各级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和资产,把握着产权并主导了分配。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必须是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与政府财政预算挂钩的体制,推进包括公共资产权益分配机制在内的国企改革和政府改革,以更好地“藏富于民”。

    从财富积累的角度看,面对巨大的支付压力,中国要汲取欧洲高福利制度的前车之鉴,通过代际预算约束,合理确定政府消费,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避免过度透支未来,防范因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而引发的财力亏空和债务问题,真正实现“国强民富”。

    当前中国经济犹如“逆水行舟”,不改革就意味着倒退。而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决定了,“以时间换空间”和“以空间换时间”都不大可能,因此改革必须实施顶层设计,必须系统全面地推进,必须重点突破进而“纲举目张”。重构上述三大关系,不仅能化解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也能为新一轮改革指明方向,从而突破中国经济转型困局。

(责任编辑:关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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