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的一场分论坛上，围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图这一话题，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美国兰德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里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国际顶尖学者发表主旨演讲并与场内多位专家展开热烈讨论。
与会专家表示，中国的改革成为推动今后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应尽快形成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改革应兼具全球视野和中国现实的考虑，并与创新相结合。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无异于自己动自己手术，是艰难的，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吴敬琏：设计“最小一篮子”改革方案
吴敬琏说，十八大要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市场能够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加强民主自由的政治化，实现国家法治，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但决定了方向，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十八大所确定的一些要求。”
“根据过去中国改革的两次大推进情况，我们需要做三件事。”他说，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史中间，有两次比较大的推进，全面的、系统的推进，一次是1984年到1988年，另外一次是1991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甚至2001年。这两轮改革，特别是第二次取得了很大的实效。从经验看起来，确定目标是第一步，这是三部曲的第一步。确定目标以后，第二件事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图或者叫总体规划。第三件事就是克服必然存在的各种阻力和障碍，把各种改革落到实处。
所以如果对照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做出大体的设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工作要求的时候，就将此列在2013年六项主要工作的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13年的要求，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人们普遍认为，今年提出意味着在今年晚些时候要求党政领导机关把这个路线图提出来。根据过去的做法，一般是在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会把这个路线图经过讨论，得到确认，在明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全面地推进改革。”吴敬琏说。
改革路线图的方案确认，首先是问题导向。我们现在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增长模式的问题，粗放的、旧的增长模式，几十年来一直得不到转变，以至于现在资源的短缺问题、环境的破坏问题、劳动者收入提高问题等等都变得越来越严重；二是腐败的问题，腐败蔓延、猖獗，而且导致了低层群众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要从问题入手，去研究制度上的根源，然后就可以确定应该做哪些改革来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
第二步就是把这些改革的项目按照改革的领域汇总，开出每一个领域，比如财政领域、金融领域要做哪些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需要改革的项目也很多，譬如中国经济50人论坛前一个年会上，提出了大概三四十项改革的需要，不可能全面出击，一下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还有第三步的工作，就是要筛选、梳理，找出最需要改革的，而且关系比较密切的改革项目。然后设计出一个我们根据过去改革手法，叫做“最小一篮子”改革方案，这就是一个路线图。
吴敬琏认为，当前最需要做的也是最核心的改革有三方面：一是价格要放开，商业价格、要素价格都要放开。第二，政府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驱除违规单位的活动。第三，对于市场监管，市场监管要做合规性监管，不要用审批制度取代监管。这么几项最重要的内容，这是个核心。
另外，有些重点领域，比如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本的运营，这个不可能是极其详尽的，而是大体对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和时间顺序做出一个安排，而且执行过程中还要调整。
他坦言，改革路线图，无论是从设计还是执行都会很困难。从设计来说，一个困难是理念、理论、思想，到底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作什么样的改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障碍是利益，李克强总理前两天讲过的，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困难，解决意识问题还容易一点，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对利益格局会碰到很大的障碍。预计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会碰到许多需要解决的障碍和困难。
“即使能够设计好，能不考虑执行下去？”吴敬琏说，这一方面需要领导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另一方面要有大众支持推动，这样就有希望实现改革的目标。
史帝芬·罗奇：要考虑全球与内部两个方面
史帝芬·罗奇认为，在中国制订经济改革的路线图，需要主要考虑几个要点：一是出口增长所面临的全球逆境，这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二是中国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内部不平衡问题；三是关于消费再平衡的必要性。
分析中国的现状，他指出，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从出口拉动转变，但是服务业还需要进一步大幅度增长，目前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还是比较多，制造业和建筑业大概创造了35%的就业。未来的一个目标应该是让服务业取得大幅增长。
在收入方面，城镇化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巨大动力，近些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非常快的发展，增速达到20%。与此同时，城镇化也推动了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大概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3%左右，所以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社保体系方面，中国的家庭存款率仍然在快速增长，当然中国的政府正在致力于建设好的社保和医疗体系。但个人退休金的数量是完全不够的，如果按照中国的劳动人口来算的话，每个人拿到手的是非常少的，因此，中国必须做好退休资产的管理工作。
综合来看，他评价说，城镇化和工资收入方面、服务业和就业方面的进展都比较好，社保体系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国企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则需要更多的推动。他说，改革必须纳入到一个战略性的框架中，要有确定的目标，必须积极推进。现在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进行改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迈克尔·里奇：要在改革过程中推动创新
迈克尔·里奇则更加强调在改革过程中推动创新。他说，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创新都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
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很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因此也造成了中国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会缩小，也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如果以美元计算的话，比如说像广东省这样的地方，劳动力成本在未来几年将会翻番。
他建议说，这就需要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增加工人的劳动效率。便宜的土地和低税率已经不足以吸引企业，要在知识型的城市推动创新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确保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还需要更加注重培养高素质、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并为人才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还要创造以创新为基础的融资机会，确保企业家有足够的融资机会。
郑永年：创造一个易于创新的体制
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改革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缓慢下降，高增长已经过去，开始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如果中国今后十年、十五年能维持一个中速增长，比如6%到7%的增长，十年、十五年之间，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但如果发展不好，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中产阶级过小、社会不稳定、社会暴力丛生等问题。
如何保证中国比较好的转型？郑永年说，从世界历史来看，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一要是有效的政府，第二要有正确的改革策略。体制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体制创新也是最大的红利。因为体制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大家对美国的体制比较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并不在于改革容易，而在于创新容易，所以创新与体制改革并存，我觉得需要多强调体制的创新。”
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就要改革，土地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的一个突破口。下一步城镇化不可避免，而在城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改革。他认为，土地私有化很困难，也不见得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先将土地国有化，同时宣布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并给农民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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