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惠誉将英国主权信用评级从此前的AAA下降一档至AA+。惠誉的解释与穆迪2月份下调英国3A评级时如出一辙:经济增长乏力,财政紧缩进一步削弱了增长前景,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此前承诺的财政目标兑现期限被延后。
英国预算责任司3月20日发布的经济与财政预算报告称,2016/2017财年,英国一般政府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可能升至101%,而惠誉此前就曾警告,如果这一比重在2016/2017财年无法降至100%以下,且中期内无法处于稳定下降通道,那么惠誉就有可能下调英国评级。
于是,关键问题就出来了,政府是否应该为了中长期财政纪律和可持续发展,牺牲短期冲动,甚至承受分析机构和市场的暂时性“抛弃”?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情况,代表了发达经济体在财政紧缩问题上普遍面临的两难困境。英国有关财政紧缩合理性的争论,也是两大经济阵营的对垒:一方希望政府偏向凯恩斯主义,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多一些灵活性;另一方则希望政府坚守撒切尔主义或新自由主义,通过规范政府财政冲动,解除限制内生性经济增长的禁锢。应该说,双方都有自己理论和依据,或者说在以“不确定性”为特点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前者的阵营竟然还包括曾经的新自由主义代表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在其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出,英国央行可考虑实施其他类型的货币宽松措施,包括购买私营部门资产和提高未来货币政策立场的透明度等。另外,英国政府短期内需考虑提高财政紧缩政策的灵活性,以提振疲软的国内需求。
而后者阵营主要成员,当属上台以来便坚决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英国联合政府,以及该政策的关键人物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英国财政部最近发表声明回应惠誉下调评级时说,此事是给英国的一个严酷提醒,即英国不能逃避自身问题,对过去十几年堆积起来的债务置若罔闻。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在经济思想右倾的技术派官员眼里,阻碍经济增长的是高债务和高赤字,而不是削减债务和赤字。
同时,奥斯本的财政紧缩政策并非“增税减收”的死公式或铁板一块,其政策多限于公共部门支出项目的整合和对高成本社会福利制度的微调,但仍保留对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的优惠政策,因为这是提振内需和维护社会平稳的重要保障,如去年8月份推出的融资换贷款计划,以及今年4月份推出的楼市新政“购房支持计划”。
拨开迷雾,不难看出,英国联合政府要证明其财政紧缩道路的正确性,裁判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依据英国政府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财政目标实现的最后期限在2018年,我们也不难预计,在这段时间内,英国政府一方面会进一步微调其财政政策,一方面会施压央行推出更多货币刺激政策,以支持英国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