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贫民窟，是巴西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巴西政府希望借助城市化的改造，将其解决，但由于积重难返，彻底解决仍任重道远。回望巴西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问题，有几个标志性特征。
首先，人口城市化先于经济城市化。1996年，巴西城市化水平达到78.4%，2000年为81.4%，远超同期46%的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李瑞林、王春艳《巴西城市化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从1950年到1980年，巴西花了30年的时间，将人口城市化的水平从36.2%上升到67.6%，比西方国家快20年，达到了相同的水平。其中尤其以1950年到1970年，人口城市化水平最快。20年间，城市人口以每年大约5%的速度增长，乡村人口增长不到2%；1970年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有所下降，仍大于2%，同期乡村人口负增长。巴西比发达国家减少20年实现同样的城市化率，代价是产生大量的贫民窟。
其次，贫民窟泛滥。近20年来,巴西城市人口增长了24%,贫民窟人口增长了118%。目前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就有3500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5.4%。1987年，巴西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1991年，贫民窟有3188个，2000年增加到3905个，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已蔓延到中等城市。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也是贫民窟最大的城市，第一大城市圣保罗，1950年250万人，1980年上升到1350万人；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由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1987年，圣保罗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里约热内卢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
第三，强迫工业化与强迫城市化造成大量失业人口。根据黄亚生教授的文章，在1964年到1988年巴西军政府执政期间，巴西进入奇迹增长时代——1968年到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长11.4%。政府实行高税收政策，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而非公共教育和卫生；同时，政府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征收土地，造成大批赤贫而素质低下的劳动人口。
经济奇迹开始时大城市的扩张还能容纳源源不断进入的人口，而后处于失控的城市化状态。以圣保罗为例，在1940年到1970年间，圣保罗城市人口的增加占了全国城市人口增长量的一半，1970年，圣保罗人口占巴西总人口的19%，占GNP的39%，以及58%的工业产值，而圣保罗的土地面积仅为巴西的2.9%。但是，随着巴西奇迹的衰退，1980年代以后进入失落的十年，两位数以上的失业率与巨额的债务，使得巴西奇迹倒塌，呈现出遍地贫民窟的真相。
第四，解决贫民窟的方法失当。根据 George Martine、GordonMcGranahan的论文《Brazil`searlyurbantransition:whatcanitteachurbanizingcountries?》，为了解决就业与经济发展难题，军政府建立工业园区，为企业提供大量补贴，同时在1964年创建国家住房银行及联邦住房和城市规划服务署，负责城市规划与低收入者住房，政府鼓励和支持私营部门的住房开发融资。
但权贵横行与法治不彰的现实，必然导致补贴被盗用的现象，企业利用政府的补贴为自己谋利，为贫困人口提供的住房相关的补贴，很快被房地产公司变相瓜分，这些房地产公司主要为有钱人和中产阶级提供住房，对为穷人提供住房完全没有兴趣。1986年巴西军政府结束后，国家住房银行也关闭了。
即使政府的本意良善，也无法保障执行过程中的缺失，何况在强大的政府力量支配下，强迫城市化过程中攫取土地的过程，产生了源源不断的贫困人口，解决这些人口的培训、就业、住房问题，完全在政府的能力之外。
巴西畸形城市化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贫民窟，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大量土地与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巴西走上阿根廷式的衰败之路又有什么奇怪呢？城市专业性不强，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不佳，无法容纳高速增长的就业人口，工业园区与企业债务飞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城市化也就成为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
并非多余的后话是，巴西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没有提升经济效率，从2008年以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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