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6日宣布，将出售所持通用汽车剩余2.4亿股普通股，此举将使得金融危机后出炉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资金回收率超过94％。在美国财政部自我肯定TARP功效的同时，也需全面审视该方案的软肋。
TARP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由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提出，随后由小布什总统在国会批准后签字生效。国会将7000亿美元一分为二，留给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使用。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将资金总规模降至4750亿美元。
面对金融海啸，政府打出TARP等重拳，连抨击该计划漏洞百出的前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董事会主席希拉·贝尔也认为这是监管者“必不可少的努力”。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TARP帮助美国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悬崖勒马，TARP和美联储行动避免了金融机构倒闭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和社会成本，美国主要金融机构和汽车巨头的流动性危机解除并且资本防火墙增强。
尽管特事需特办，但TARP因成本过高、监管不力、财长权限过大、资金使用混乱、忽视道德风险等弊端饱受诟病。
“刚具雏形的TARP仅有薄薄的10页纸，却要从国会拿走几千亿美元。”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如此向记者评价让美国立法者爱恨交加的TARP。2008年，7000亿美元超过当时全球第17大经济体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救助与美国人崇尚的平等竞争和企业家精神格格不入。酿成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是金融“肥猫”，最后掏腰包的却是普通纳税人。布朗认为，不仅美国的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高管也是“太大而不能判”，拥有嚣张的特权。
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等人士的坚持下，国会从TARP中拨出1500万美元设立TARP特别监察长一职，监督该计划的执行情况。即便如此，特别监察长对TARP的监督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没搞明白财政部停车库的大门怎么进出，几千亿美元已飞出了财政部的大门。”TARP首任特别监察长尼尔·巴罗夫斯基如此评价。
TARP打上了强烈的两任财长的个人色彩，是该计划遭人诟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贝尔评价，盖特纳这个政府“救助队长”一直偏袒花旗，TARP简直就是给某家金融机构量身定制的，能让人想得通的唯一解释就是，盖特纳的老上司、前美国财长、时任花旗集团董事长的鲁宾在背后施压。谁能从政府手里按什么条件拿到多少钱，几乎都由盖特纳说了算，盖特纳和保尔森也不会和贝尔这些监管同行事先通气。
TARP创立的初衷除稳定金融市场外，也旨在提高银行向实体经济的放贷能力，从而加速经济复苏。但由于财政部与美国数百家银行签署的注资合约并不包括要求银行增加放贷的条款，美国银行就将政府资金用于充实资本金、收购兼并和发放巨额高管薪酬，这与TARP的初衷背道而驰。财政部的注意力重心显然是用公共财政资源修复银行资产负债表，为金融系统迅速“止血”，而非给经济长期发展“输血”，他们担心严苛的注资合约“会把银行吓跑”。
此外，本轮金融危机发端于次贷危机，帮助房贷者降低房产止赎率是TARP的重要目标，2008年很多议员投票支持TARP也是因为它能帮助深陷楼市危机的普通民众。但在具体执行中，拯救金融机构盖过了帮助普通民众，TARP中原有456亿美元用于帮助房贷者，但由于项目设计不善，TARP特别监察长办公室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3月，仍有312亿美元没有动用，即只有约三成资金发挥了火力，这成为TARP的关键败笔之一。
TARP的道德风险也史无前例，美国因此出现了金融诈骗潮。为骗取政府救助资金，有些金融机构不惜铤而走险伪造房贷文件。截至2013年4月8日，TARP特别监察长办公室共调查了150起金融诈骗案。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频率增高，监管者平衡好防控金融危机和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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