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为2013年6月5日，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在家中。右图为魏同贤展示的钱钟书先生当年写给他的书信信封。
张家珍 摄
上世纪80年代，钱钟书与杨绛在北京家中阳台上合影。 资料照片
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6月5日致信媒体及保利拍卖公司，质疑保利此前对公众宣布拍卖的三封钱钟书、杨绛先生私人信件之中，两件写给他的都是“伪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魏同贤逐一列举了保利拟拍的钱钟书、杨绛书信造假证据。与此同时，他对保利拍卖公司发出了“三问”：第一，两位通信人都还健在，为何不能挤出一点时间问问书信真伪？第二，书信涉及个人隐私，为何不尊重当事人意见拿出来拍卖？第三，能否告知“假信”送拍者姓名？不排除会对其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
保利“撤拍”钱钟书、杨绛书信
记者了解到，保利公司原定于6月3日在北京举行“古籍文献名家翰墨专场”。众多拍品中，包括了“钱钟书先生评‘《围城》里的三闾大夫’文”“钱钟书信札”“钱钟书、杨绛至同贤先生信札”。
日前，在10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以及媒体公众的强烈反对之下，保利已宣布撤拍。
不过，记者登录保利拍卖公司官网发现，魏同贤所指的其中一封信件出现在保利2012年春拍百年书法专场目录中，内容是钱钟书与魏同贤交流《七缀集》出版情况。拍品的说明中赫然写道：“收件人魏同贤，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另一封据称为杨绛与魏同贤的通信在保利官网上没有信息。但据流传在网络上的影印件，这封书信内容是杨绛先生与魏同贤“聊家常”，并谈及了《朱雯先生纪念集》。信件的抬头即是“同贤先生”。
魏同贤“这是明目张胆的造假。”
“这两封信，都是确切无疑的造假，明目张胆的造假。”早已退休在家的魏同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魏同贤说，他从未委托北京保利拍卖信件，因此与此次事件了无干涉。最近热心亲友纷纷告诉他，保利拍卖的书信中有两封是写给他的。听说此事，他感到非常惊讶。而看到这两件拍品的影印件后，他更感到从书法笔迹到书信内容都破绽百出，属于故意造假。
魏同贤对记者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他为出版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曾与之频繁通信。钱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他寄信寄书。这些书信因为大部分涉及公事，都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归档了。其中仅有几封信属于两人私人通信，如今珍藏在家中，“我绝对不会拿出来拍卖，绝不会拿这些书信去谋利。”
魏同贤指出，保利所拍信件漏洞不少。首先，钱先生字迹圆润俊秀，书卷气浓厚，但造假书信却笔力生涩，了无生气，显系画虎不成之作。
他还指出，书信内容中的细节大多都是错的，例如钱钟书《七缀集》的出版时间、委托买书等等。而另一封杨绛信件更是子虚乌有。
“我从未与杨绛先生互通书信。而且杨绛先生也不会和我这样一个不太熟悉的晚辈写信聊些家常。这样造假很荒谬。”魏同贤说。
假书信为何堂而皇之“上拍”？
魏同贤说，这两封书信都是伪造无疑。他4日已致函北京保利拍卖公司，要求了解送拍人姓名信息，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追究损害其名誉权的法律责任。
同时，他也感慨地说，此次拍卖钱钟书、杨绛书信事件，掀起了拍卖造假的黑幕一角。“对于依然健在的人，都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造假，那么对于古人作品的造假也可想而知。”
而拍卖公司对拍品真伪不负责任，也已是业内痼疾。魏同贤认为，保利拍卖在这次事件中有两点需要反思。一方面，公民私信带有相当私密性质，拍卖公司理应尊重，在交易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作伪、泄露隐私，以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关于这些书信的真伪，保利拍卖甚至没有“挤出一点点时间”来向当事人求证，可见其责任心淡漠。而造成的结果，就是造假书信堂而皇之地上拍，误导公众。
魏同贤告诉记者，他期待保利拍卖公司负责任地对此事给予回应，同时也保留进一步追究造假者损害他名誉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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