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轮银行闹“钱荒”的直接原因应归结为央行在中国银行业存在制度性“周期钱紧”的关键时点上,一改往常货币政策理念的行为模式,不再进行公开市场的“增量流动性”释放操作。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流量金融”在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业中的崛起,也只有“流量金融”的崛起,中国股市才能真正迎来与全球股市接轨的大发展。

　　——马国书

　　广东共赢经济研究院院长

　　■马国书

　　在QE横行霸道世界的当下,忽然间在中国国内一反常态地冒出了一股“钱荒”的漩涡。一时间“钱荒”、“钱紧”的喧闹声充满了各种公众媒体的重要版面。中国股市大跌,令中国社会谈钱色变,人人心生好奇。不过,这也并非不值得国人好好纳闷一番:为什么在M2已破100万亿元这种全球央行之最——远超美联储的M2总额,且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99.3万亿元的今天,中国还会出现“流动性短缺”的反常现象呢?

　　“钱荒”怪象似无法解说

　　虽然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6月19日结束的为期两天的政策例会后表示,“如果对美国经济预测准确的话,美联储有可能在今年稍晚阶段放缓购买资产,并考虑2014年中期结束QE货币工具”,但这种言论所能创造出的“流动性反哺美国市场”的理性预期只能引起有限数量的外汇占款流失,由其所导致的人民币存量流动性减少无论如何都无法创造出“强势美元”的新崛起,因此不会引起深度的流动性外流。

　　假定如此,那么,6月20日上海银行间同业隔夜拆借利率(Shibor)为什么会高达13.444%、周拆借利率也高达11.004%,同时质押式回购隔夜和周利率竟然会最高触及30%和28%的吓人水平呢?抑或为什么SHIBOR的各种产品会呈现出整体明显的上扬态势,从而首先导致中国商业银行之间呈现出一片“钱荒”、“钱紧”的恐慌景象呢?

　　无疑,在中国央行政策并未出现紧缩的大环境下,即5月以来央行启动的流动性回收只不过区区210亿元人民币的总额,且5月份贸易收支依然表现出顺差势头的背景下,中国钱紧的流动性短缺怪象因此也不能由央行货币政策或其市场操作及国际收支的逆差根源来加以解释。

　　那么,是所谓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面临季末考核所导致的银行间市场竞争所造成的吗?抑或是中国各商业银行为了做大存款基数以便争取下季度的贷款额度而采取的高息揽存所导致的同业竞争所造成的吗?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高息揽存的市场动力必定来自于可盈利性的同步放款。唯如此,商业银行的同业竞争才可以解释这一轮流动性短缺怪象背后的成因根源。然而,事实是,虽然1-5月份融资规模的总额高达9.11万亿元以上,比同期多3.12万亿元,但5月份融资的规模不仅没有出现增长的态势,相反从4月份的1.75万亿元降至5月份的1.19万亿元,所以,银行间竞争理论同样解说不了当前的“流动性短缺”怪象。

　　银行业存在“垄断格局”

　　可是,如果说中国银行间的流动性并没有出现“外流性失缺”的话,那么,源于上海银行间同业的闹“钱荒”现象又是因为什么呢?

　　耐人寻味的是,与融资总规模在5月份开始下降相反的是,M2余额的同期环比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近1%,同比增幅则高达15.8%。这种一方面M2在银行间的双比同增,另一方面融资规模整体却在同期下降的相互背离的怪象,不能不说实在诡异莫测,令人琢磨不透。难道说是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所固有的“隐形利差垄断机制”在起作用而必然导致了这一轮“中国流动性黑洞”的产生吗?果真如此,又为什么之前没有呈现或爆发出来呢?

　　固然,表面上中国银行业好像不存在所谓的“垄断格局”,毕竟,银行数量和种类繁多的现实使得“垄断论”难以自圆其说,但能够获得如同“垄断利润”一样的另类事实却表明,“隐形垄断”或“影子垄断”在中国银行业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否则,无法解说竞争条件下为什么还会滋生“垄断利润”的真实根源。不过,即使假定实际存在“隐形利差垄断机制”,那它又为什么会导致“钱荒”的产生呢?难道说这种机制仅仅是这个月才新生的吗?否则,任何类型的观点和主张都无法自圆其说。那种说中国银行业每逢年中这个时点都会因全国公共税收集中入库和补交法定存款准备金而出现“钱紧”的分析,只能解释“钱紧”的周期性,而不能解说此轮钱紧的“反常性”。

　　直接原因在于央行未出手

　　那么,此轮钱紧反常的根源到底何在呢?无疑,直接原因应归结为央行在中国银行业存在制度性“周期钱紧”的关键时点上,一改往常货币政策理念的行为模式,不再进行公开市场的“增量流动性”释放操作,所以才会在“周期性钱紧”的时点上造成本轮反常式的“钱紧”恐慌。

　　虽然说,上述的解释已经能够给出关于当下中国银行业出现“钱荒”的根源性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并无法揭示出央行为什么开始改变自身政策理念、进而改变自身行为模式背后的深层次根源。

　　不难发现,这种深层次根源首先可以从李克强总理近期强调“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转向看出端倪。中国的金融一直以来都可以概括为以“存量和增量金融”为主导而构建的管理体系,例如商业银行75%的存贷比要求、流动性资产负债比不小于25%的制度约束等。无疑,这种金融管理体系必然会导致“流量金融”在隐形之中的被边缘化。因此,李克强总理的“克强经济学”的核心转向,其实就在于强调“流量金融”在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业中的崛起。

　　只是,这场深刻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流动性革命还远未被中国社会清醒地认识到。因为,潜藏在其背后的更深刻根源在于,整个人类的金融体系正进入全面迈向流动性金融的变革时代。换句话说,以金融为领衔的所谓“虚拟经济”已经势不可挡。所有的所谓实体经济都处于被全面金融化或虚拟化的前夜。增量金融和存量金融已经开始走向式微的大转折。不是要让传统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而比服务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如何确保实体经济是有效率和盈利的。如果说实体经济自身并不具有盈利的产出机制,为什么要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宗旨就会面临所有不同类型市场经济学的重大挑战。简言之,比服务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服务创新经济。因为,只有创新经济才可以确保实体经济是可盈利的。流量金融的本质就在于服务创新经济。当然,也只有“流量金融”的崛起,中国股市才能真正迎来与全球股市接轨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