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夏斌近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当前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决策者要有“底线思维”,既要加快改革、通过改革尽可能地去挖掘一切合理增长的需求潜力,又要准备好危机爆发或逐步刺破泡沫时的对策。
周二,接待一位在华尔街浸淫多年的投行人士。他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从实体经济到金融体系的修复很快,在去杠杆化过程中,许多重要经济指标处于过去60年的最好时期,股市也创出历史新高。而中国加杠杆化过程,政府债务膨胀,“6·20”事件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对去杠杆化极度的脆弱而敏感,从金融部门到实体经济,资金满负荷运作,绷得太紧就会断。
这位投行人士还指出,中国银行业体系存在“被土地捆绑甚至埋葬”的风险,除了约占总规模10%左右的直接房地产类贷款,其他的,无论是政府平台、还是工商企业贷款,银行的有效抵押主要是土地,直接或间接地,中国最大的“地主”已从政府悄然变为银行,这是银行业给自己埋地雷。过去10年,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整、土地变性,土地身价一飞冲天,政府再折价抵给银行,如果经济失速,流动性变差,银行捧在手上的土地就会成为“地雷”。
夏斌的判断也是基于土地资产膨化风险,高杠杆、高负债的“地方平台偿债缺口、房地产泡沫和过剩产能”三个系统性风险相互叠加和传导,只要某一环节出现较大的事端,风险会瞬间传导,资产价格即刻大幅缩水。实际上,这是任何一位对中国经济真实状态了解的学者都会得出的理性结论。
从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让我们明白从繁荣到没落、从殿堂到废墟的垮塌往往在一夜之间发生。而这一切,只要两个条件——杠杆足够长,泡沫足够熟。过度负债的地方融资平台,究竟有多少存量,质量如何,现在大家都是闷着葫芦摇。官方报告说存量在10万亿元左右,社保基金前理事长项怀诚把它放大了一倍,而外资投行的报告再放大一倍。
因为不透明、口径多,外界估测的政府债务和官方自己的版本有很大的偏差,这是中国特色的“数据背离”,地方政府的债务边界如何界定需要更高的透明度。难怪,上个月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曾建议,“中国应建立透明的地方财政体系”。
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惠誉年初的一份报告称,2012年中国一般政府债务整体水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9.2%,鉴于地方政府仍存在局部性偿债风险和政府尚有隐性债务负担,与储备保障系数相比,风险值得关注。我们斥之为“做空中国的乌鸦嘴”,“不了解国情,很不专业”。只是审计报告一再警示平台过度负债的风险,数十万亿计的天量资金被“红顶商人”大量投向无效益、无现金流的形象工程,高速公路通向荒芜,高铁常见一人车厢,盲目建机场、港口码头和“奥运村”,近200个机场七成以上亏损,穷县也要建大港,钱往水里扔,建起来就扔那,连县城到处是绿博园、奥体中心……明明是吞金的无底洞,却信誓旦旦地说“都是优质资产”,是“国家财富的大仓库”。
这本过度负债、多口径、不透明的糊涂账“要多糊涂有多糊涂”。为让借新还旧的“庞氏游戏”继续玩下去,近年来借助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工具如理财、信托、债券、委贷、BT加PE,拉长了债务杠杆。当经济处于顺周期时,这些资产有价值拿到银行贴现,当危机出现,这些鸡不能再生蛋了,本身的价值就会大幅缩水。而当杠杆足够长、泡沫足够大,当所有的侥幸、迷信、贪婪在某一刻突然为恐慌所逆袭,流动性泛滥刹那间会异化为流动性黑洞而枯竭,那时再喊“救命”就晚了,市场内在规律不以任何“强政府”的意志为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专家提出,地方政府负债积累了大量优质资产,要以地方债为突破口,加快形成以地方债为主的国内债券市场,并称这是“让中国经济全盘皆活”的一步棋。从各地已发生的高违约、高展期和高杠杆率来看,如果循此造市,那将会此起彼伏地上演“6·20”银行间市场的违约事件,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引信将被点燃,迎接它的不是全盘皆活,而是一声巨响,一片火海。
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风险是一对“连体儿”。而房地产和地方债务的高杠杆与银行体系天然地形成了“三位一体”。审计报告显示,平台贷款中有“一女多嫁”重复抵押的问题,有把公园、医院甚至道路绿化带拿来抵押的无效抵押,中国最大的地主已不是国土部门,银行业已“换手”成为最大的地主。随着地王不断“飞天”,土地资产价格的膨化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与信贷堆积如影随形。从当年4万亿“稳准狠”救命钱,再配套10万亿的信贷资金,如今5年下来,已累积了逾40万亿的天量信贷,M2更是轻松跨越100万亿的雄关,基础货币已到了创世纪的8848巅峰。这是一个里程碑,但一不小心它就会成为金融体系的一座纪念碑——每一轮信贷洪峰过后,总会留下一遍狼藉。
实际上,坏账已露头。今年以来,银行和国企坏账已大规模暴露,连一些政策性银行都深陷钢铁、光伏、造船等过度竞争性行业,信贷洪峰加剧产能过剩型危机,一些行业如钢贸动辄上千亿计的坏账,足以抵销激进的贷款银行年度利润,但其风险还未真正揭示,银行业未来“排雷工程”任重而道远。
长期繁荣孕育着空前泡沫。过度膨胀的政府债务负担、依赖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模式、银行业繁花似锦的高利润都难掩风险,而这些在繁荣的年代都不被认为是问题。因为没有经历过大的周期性衰退,只要危机一天不发生,所有官员和为政府背书的学者,都认为运行良好的宏观经济和强大的行政力量能够阻止任何灾难的发生。在他们眼中,经济增长引擎依然强劲,他们是走平衡木、踩高跷甚至是玩高空魔术的高手,一切只需要适度微调即可,收放自如。但是,如果认识是错误的,所有的行动都可能遭至毁灭性的结果。
重大而关键领域改革的长期停滞,房地产等敏感而复杂领域的调控失败,地方平台、房地产过度泡沫化和过剩产能等多个系统性风险相互叠加,使得经济金融体系内累积的矛盾、冲突、传导不断发酵。中国经济能否经得起“多箭齐发”的多重风险强烈共振尚有待检验。这是改革与危机赛跑的尖锋时刻,犹豫、拖延的时间越长,未知的不确定性风险越大。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如果对外的汇率机制失当加之对内货币超发、房地产泡沫膨化到极至、政府债务危机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等几重因素相互裹挟,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叠加,内忧外患就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旷世危机。而这将是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延续、高潮和终结,这场海啸的破坏力不会逊于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