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央行8月6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2.5%，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低的利率水平。该行自2011年11月以来已经8次降息。
国际金融市场普遍认为，其目的是缓解中国对其大宗商品需求减弱的冲击。分析称，过去10年澳元上涨的主要动力是中国经济，澳大利亚也成为中国最大的铁矿石和煤出口国。但随着中国经济显著放缓，尤其是经济从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和煤的需求将减少。
澳大利亚降息是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但中国的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在上升，这着实令人不解。中国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6月份当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1%，比3月份上升0.27个百分点。这仅仅是商业银行正常贷款利率的表现，如果考虑到上半年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高息贷款占比分别达到11.0%和12.1%、同比分别提高4.8和7.8个百分点，那实际意味着中国有更多企业在承负着更高的贷款利率。
“利率低于10%的贷款免谈”。前不久，一家中型商业银行的中层管理者在与笔者聊天的时候讲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不算高息，一家中小型民营公司一般情况下的“贷款成本”都将达到18%，甚至20%。尤其是缺乏抵押品的企业，它们要是通过委托或信托方式完成贷款，成本会更高。如果我们再看看中国股市的状况，均说明中国整个融资市场成本过高，根本不适合中国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基本特征。
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将促使大量资本向金融领域聚集，促使更多的资本热衷于投机炒作，而放弃实业投资，或者把实体经济当作投机炒作的融资平台。当年的温州就是典型案例。
我们应当以适当高一点的资本价格迫使企业更加注重效率，但必须适度。尤其是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这对企业是一个巨大风险，是生死存亡的考验。要发展实业，要提高制造业水平，我们必须给企业以足够的利润空间，否则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何在？资本、资源何在？
这里当然存在一个“分寸和尺度”的拿捏。而货币政策的“分寸与尺度”的拿捏正是“松与紧”的对立统一，因为这关乎全社会融资成本的适度性。可以肯定地说，过去3年，中国货币条件过紧，利率水平过高，企业融资成本高昂，不适应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尤其是这样的紧缩，把股票市场打坏了，这就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企业面对转型升级的巨大风险、最需求股权类资本的时候，我们的股市不支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市场利率过高。
所以，中央银行必须抓住时机引导贷款利率下行，这不仅是减轻企业信贷资本负担的过程，更是推高股市，让股权融资成本降低，支持中国经济更好、更快、更有效地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拉动内需，使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状态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当务之急，也是唯一路径。
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更多的应当依赖市场定价，但这不意味着央行可以不再承担自身对利率调控的责任。但同时我们也有疑问：央行通过什么手段引导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中国的基准利率在哪儿？公众通过什么信号获知央行对贷款利率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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