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魔咒将不会重演

　　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似乎令人隐隐再度联想到1997年东亚南金融危机爆发时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东南亚各国股市连续出现异常暴跌,各国货币对美元指数亦同步下挫,本周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创下历史新低,印尼盾兑美元则达到4年前最低水位,一时间,新兴市场的脆弱状态,完整地暴露在全球投资者面前,并且渐渐形成越来越浩大的资金撤离新兴市场的洪流。

　　市场人士在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美联储利率政策变动曲线,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关联时,无不背后沁出丝丝冷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导致的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使西方世界的经济再度遭到重创,全球经济的滞胀局面,远比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更为严重,因此,有史以来最为严苛的反通货膨胀斗士保罗·沃克尔上任美联储主席以后,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匪夷所思的20%的水平,使得全球资源大宗商品价格雪崩,直接引发了依赖资源出口并且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经济崩溃,拉美金融危机就此爆发。到1994年美联储再度在经历数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后紧缩银根,使墨西哥经常性项目收支状况急剧恶化,并由此爆发墨西哥金融危机。数年以后,已基本耗尽冷战红利的美国,重新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10%,终于让战后形成最大程度资产泡沫的新兴市场国家繁华落尽是冷寂,相继发生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连串出现的新兴市场危机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的惨痛悲剧。

　　那么,这次历史会重演吗?

　　我们看到,尽管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印度、印尼和巴西贸易条件恶化,经常性项目逆差持续扩大,但是新兴市场其他经济体如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并没有太多危机爆发前的基础前提和普遍征兆,而且,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反而还在上升,经济结构改善的溢价也依然属于升水,在这种情境下,新兴市场国家整体会爆发因资金撤离导致的金融危机是不现实的。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层次,已经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完全不同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原先如同天堑的产业链条级差和代差早已迅速收敛,先不提近年来产业技术水平获得飞速提高的韩国,就举中国的例子,十年来接连诞生了类似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世界级的信息产业巨头,而与此同时,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却没有产生类似的企业。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紧密度和错落度,远比上世纪复杂得多,资金做一些基于技术层面原因的退却和调整是完全可能的,但要说是全面、整体和战略性地撤离新兴市场,那就过于沉缅在过时的经验中了。

　　这一轮资金的流动,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是根植于经济去杠杆化的基本完成和美国新兴技术产业革命的蓬勃兴起。在2008年以后,相当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依靠货币放水和财政刺激的超宽松政策来抵御危机冲击时,美国则一刻也不曾放松地坚持经济去杠杆化运作,致力于修复金融体系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重新连接本已断裂的全社会消费信用链条。等到就业数据这一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软肋焕发出光彩,则美国危机时代的整体经济政策重心也就到了必须要调整的时候。原先沉淀在新兴市场中追求高成长经济红利的资金,不可能看不到这一根本性的趋势,它们必然要因此调节其全球市场的头寸结构,部分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受到冲击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另外,欧债危机在欧洲央行和德国政府孜孜不倦的持续紧缩措施施行的努力下,已初现黎明前的曙光,也同样给予了全球资本以必要的信心。新兴市场过去的“避险池”功能的重要性大幅度降低,风险资产的折价部位趋于消融,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全球资金流向的共振推动力。

　　只要全球经济周期调整的战略主动权,依旧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那么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类似冲击的事件就会不断周而复始的重演。而要与西方国家进行竞争和争夺,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漫长的路程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