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约占总信贷规模10%左右的房地产类贷款抵押物是土地,其他无论是政府平台、还是工商企业贷款,银行认可的有效抵押物主要是土地,直接或间接地,中国最大的地主已悄然从政府变为银行
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川岛博之最近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过去30年间,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发展背后,除了劳动力红利因素之外,最具决定意义的还是让土地“生钱”的机制。土地国有体制下,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尽情扩大了收入,土地开发简直成了要什么来什么的“万宝槌”。
川岛博之确实提出了一个既耐人寻味又值得警惕的问题,即中国式的财富孵化是基于土地膨化“生金蛋”的机制。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从上世纪末每年几百亿规模到去年的3万多亿元,而今年前7个月就超过了2万亿元,增幅达到50%。地方政府在土地生钱的路途上是“一鱼几吃”,一是开发用地出让给开发商直接带来出让收入和可观的税金,今年许多地方房地产贡献了八成财政收入;二是通过工业用地招商引资,成为拉动地方GDP的强大引擎。企业再反手以工业用地和附着物厂房去融资,出了问题银行拍卖处置土地房产;三是政府向自己的平台企业注入土地,再以此向银行融资。
一段时间以来,多位日本学者把当下的中国经济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泡沫经济时代进行比较研究,提醒中国要从日本经济发展的教训中寻求镜鉴。曾任日本内阁大藏省委员长、国务大臣的日本经济学家村上诚一郎和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小林英夫说,当年美国出现贸易与财政的双巨额赤字,为了医治美国病,日本购买了许多美国国债,结果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自己的债权缩减了一半,是日本的美元医好了美国泡沫经济的伤口。他们善意地提醒“中国应该警惕美国”,因为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确有很多相似之处,长期贸易盈余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外储,本币持续增值,资产泡沫危险不言而喻,如处置失措可能会难以收拾。
中国土地与银行体系生死与共的关系也如当年的日本一样,土地属性高度金融化,市场充斥着“土地拜物教”的动物法则,见地即付。除了约占总信贷规模10%左右的房地产类贷款抵押物是土地,其他无论是政府平台、还是工商企业贷款,银行认可的有效抵押物主要是土地,直接或间接地,中国最大的地主已悄然从政府变为银行。因此,无论是当年的日本,还是过去十年来土地市场是黄金十年的中国,金融机构对不动产见地即付的宽松融资,支持了土地价格过度膨化。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整、土地变性,让地价一飞冲天,通过“画大饼”的方式,政府吹大土地泡沫后再抵押给银行。从推动土地泡沫的原始资金到泡沫泛滥烈火烹油的投机资金,无一例外地来自于金融系统。
土地投机过程中,政府以土地撬动高杠杆,土地价格无边界地膨化,过度负债难以避免,金融机构的融资行为在此过程中充当了高能燃料。当货币紧缩燃料烧光,日本土地神话终结,泡沫最终破灭,银行出现巨额不良债权,成为金融体系绵延近二十年的噩梦。有人担心,中国式“无限政府”主导的融资大爆炸中,银行体系会像当年日本一样,存在“被土地捆绑甚至埋藏”的风险,这并非是杞人忧天。
川岛博之根据各省的城市面积等数据进行了推算,得出中国城市地价总额约为265万亿元,这一数额相当于GDP的6倍。而一般来说,地价总额应当与该国的GDP相同,最多也只是2倍左右。而泡沫时代日本也曾达到过GDP的4倍,所以他说“中国土地价格处于较严重的泡沫状态”。上周,另有则消息说,北京市的国土面积为16410.54平方公里,假如将北京市土地全部变卖,即将8167元/平方米和土地面积这两个数据相乘,可以得出当前北京土地总市值已经高达134万亿元。8月2日,美国商务部公布调整后的2012年GDP数据,为1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万亿元,美国一年的GDP还不及北京的土地市值。这种危险的赶超与当年日本的情形何其相似乃耳。
日本的教训说明,以土地为核心的资产价格膨胀,长期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崩溃性回归是迟早的事。当然,由于土地是不完全交易标的物,地价泡沫容易长时间存在。但是“山越高,谷越深”。泡沫最终破灭的原理也如此,泡沫持续的时间越长,回归的过程越痛苦。
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土地“生钱”机制,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但堆积的问题也触目惊心。投资过度、举债过度,庞大的不透明的政府债务、鳞次栉比的高楼广场换来一座座“鬼城”。在郊外平地而起的高级公寓群几乎空无一人,豪华气派的政府大楼和会展中心、奥体中心孤独地矗立。而支撑着这些开发的资金,就是靠如今成了问题的“影子银行”筹措来的。而随着问题的暴露,许多地方财力不逮。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体量巨大,GDP超50万亿,银行体系存款超过100万亿,城镇居民近年新增住房资产过100万亿,外储超过3万亿美元,这样大型的经济体如果泡沫经济破灭,那将比日本要恐怖得多。这都值得我们深思,并要未雨绸缪,考虑紧急情况发生时的危机应对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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