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美国中小企业署署长米尔斯(Karen Mills)在一封公开信中开列出美国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十个原因: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扩大出口、创造GDP、创新、容纳妇女及退伍军人、少数族裔创业等方面承担重要作用。实际上,米尔斯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国家处理中小企业问题的认识框架和逻辑起点: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政府应通过相应的政策手段加以支持。笔者把这一认识称为中小企业功能论,功能论的结果,是中小企业每一种功能的实现,都对应着政府相应的支持性政策。
弊端渐显的中小企业功能论
中小企业功能论通过对中小企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统计,从而发现在一定阶段中小企业的社会贡献,这种观点有力地反驳了中小企业无用论、拾遗补缺论、落后产业论等观点,为中小企业赢得了更好的生存环境。但是,以功能论的视角来制订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一是宏观政策微观化,有可能导致政企关系混乱。政府的中小企业政策大多以单个的中小企业为对象,在企业“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实施以相应的政策措施。政府依托于这些优惠政策的申报、检查、结项、甚至直接投资而介入企业的微观运行,有可能导致政府对中小企业干预过多。即使是那些接受支持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它们大多也是企业所开辟的新的商业领域和商业模式,这些服务机构大多也是中小企业。
二是企业和政府同时患上政策依赖症,甚至引发腐败行为。面对大量的支持性政策,一部分中小企业很容易患上支持性政策依赖症,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再紧紧盯住市场,而是把一部分精力用来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时间一长,这些企业便在不断地寻求政策支持和应对检查中弱化了体质。从政府来看,任何国家的政府管理部门都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政策来彰显本部门的存在价值,并通过不断提高政策力度、增加新的政策来提升本部门的影响力。在政府对支持性政策管理不善的情况下,这些政策便难以真正支持到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是短期政策长期化,加重了财政负担。经济的涨落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在功能论的指导下,政府时常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来缓冲经济涨落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各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往往会出台多种应急性的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条件变化时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清理,其结果,既增加了财政的压力,又导致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甚至会弱化企业群体自我更新、自我淘汰的机制。此外,由于中小企业数量众多,政府一旦采取某种支持政策,支持的成本往往是高昂的。
生态论更有益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除了功能论的视角以外,生态论的视角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中小企业生态论不再以孤立的、局部的、静止的观念看待中小企业,而是采用了整体的、演进的角度。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曾就企业之间的动态变化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企业之间的发展变化就像树木之间的竞争,大量幼小的树木在与大树争夺阳光和空气的竞争中死亡,但大树总会被更年轻、更有生命力的树木所取代,依次循环而使森林呈现勃勃生机。当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这一问题更具有解释力。从生态论的视角审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企业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中小企业是整个系统得以发展的基础。当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大幅度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不断深化,企业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而由市场协调的程度和范围也逐渐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中小企业加入现代生产体系的门槛也在不断降低,中小企业生存的领域正在不断拓宽。从苹果、阿里巴巴等企业的实践来看,大企业能否有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而中小企业能否更好地发展的关键,则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分享了大企业的规模优势。
二是企业的整体是进化的,中小企业是主要的推动力量。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动态系统,企业群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对利润的追求永无止境。在企业群体的演变过程中,新的企业、新的产品、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尊重这一变化,就有可能加快企业群体演变的速度,而任何阻止这一演变的努力,都将以降低经济效率为代价。在企业群体的演变过程之中,由于中小企业在激励方面更具优势、生存的压力也更大,因此,中小企业持续的壮大成为了推动企业群体演变的主要力量。
三是企业的生态是可持续的,大量中小企业不断成长。正是在价值规律作用下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才使一部分不能适应新环境的企业将所占用的资源退回到市场,那些能够适应新环境的企业也才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而实现加速度的发展。可以说,市场体制下中小企业既是环境变化的原因,又是环境变化的主要承担者,不断地变化才能够使企业群体保持良好的生态,健康发展。从政府来看,政府既要对市场势力不均衡所导致的“板结、固化”加以调整,又要警惕因政府权力介入而对整个企业群体的生态产生的破坏。
生态论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意义深远
米尔斯很好地表达了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关心,对于美国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也有更多的期待。但是,从美国来看,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下,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因政府支持而导致政府对企业微观运行过度干预、破坏企业群体发展生态的可能性不大。但就我国来说,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我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尚没有完全理顺,因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所导致的公权力侵占企业权利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因此,我们需要警惕以中小企业功能论为理论支撑,以政策支持为切入点,肆意干预企业微观运行的各种行为。
从方法论上来看,功能论是对中小企业既有社会功能统计的结果,有助于确定中小企业在某一时点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政府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方面,但是,若以此作为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原因,则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功能论也并不适用,比如,我国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就需要对中小企业减负,促进中小企业资本形成,而强调中小企业税收贡献的功能论观点则与这一趋势相反,在实践中,对税收贡献大的中小企业的扶持往往是鼓励了落后产能。
如果我们将企业群体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就应该放弃“一支持就灵”的观念,自觉地对政府的各种支持性政策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直接的支持并不一定能增加企业群体的产出,支持不当反而会破坏市场机制,造成经济结构的固化,甚至阻碍了企业生态的健康发展。
尽管中小企业功能论和生态论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别,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统一性:完善的企业群体生态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促使中小企业的社会功能日益显著,这又为中小企业获得社会各界支持、建立更好的企业群体生态系统奠定了基础。但总体而言,对我国当前来说,生态论的视角更有助于使政府和企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更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发育和经济体制的深度演进。刘 峰 尚会永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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