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总财富高企背后的贫富分化

　　“国家还应积极推进扶贫减贫，让那些贫困者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增加个人财富。只有处于底层的贫困者摆脱了贫困并且逐渐富裕起来，中国的人均财富指标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国民总财富的上升也才是有意义的。”

　　德国保险公司安联集团日前发布的新版《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国民总财富净资产已经达到6.5万亿欧元左右，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但人均财富全球排名居于第38位，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国民总财富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国际上，通常把诸如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自然资源也包括在内，但在中国，这些资源是由国家所拥有，个人占有更多是以租赁、承包等形式出现的，因此国际上流行的国民总财富这个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安联集团据此作出的排名也不一定很具科学性。但尽管如此，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国民能够自由支配的财富快速增长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排名全球第二，在此背景下，中国国民财富居于亚洲第二，也是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

　　但是，国民总财富的增加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民众富裕程度的提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意义却并不是很大，安联集团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均财富仅排名第３８位，这就表明了人均财富与总财富之间存在的悖逆现象，而这种悖逆的存在则反映出中国国民在财富占有上存在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长期以来奉行“效率优先”的方针，在收入分配机制上忽视了公平原则的推行。这固然有利于快速推进经济发展，但也导致国民财富积累上出现了两极分化。2010年12月，中国上调了国家扶贫标准线，人均年收入2300元以下即为贫困人口，即使是根据这一尚低于国际通行的标准，中国当年的贫困人口也已达到1.2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接近10%，在国际上处于“领先位置”。

　　实际上，即使是更多人脱离了贫困线，生活已有温饱的阶层，对于所谓亚洲排名第二的国民总财富的感觉也是十分麻木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在“市场化”口号之下出现的这“三座大山”使他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以应付不时之需，以至当政府在投资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将经济增长引擎转移到拉动内需以后，却难以得到民众的响应。雄厚的“国民总财富”根本无法挑起拉动内需这个重担。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民众养老问题，决策层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试探性的方案，在社会上刮起了一阵阵不安。因为养老金的不足，国家放出延迟退休的气球，引起舆论的强烈质疑，继而推出的“以房养老”方案，尽管这只是多项养老方案中面对部分人的一个“小众化”方案，但还是引发了社会的严重不安。而在这种不安情绪的后面，正是民众在已经饱受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市场化”之后出现的偏向，对于养老可能出现的“市场化”倾向的一种担忧。

　　我们固然可以为国民总财富居于亚洲第二而高兴，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人均财富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机制出现失误的情况下，财富形成了向少数人集中的制度化途径，从而使贫富分化的矛盾难以解决，社会的裂痕也难以弥合。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抓紧推进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向市场释放活力，让大量目前还处于贫困阶段的民众能够有机会得到市场资源，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增加收入，摆脱贫困。除此以外，国家还应积极推进扶贫减贫，让那些贫困者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增加个人财富。只有处于底层的贫困者摆脱了贫困并且逐渐富裕起来，中国的人均财富指标才能向发达国家靠拢，国民总财富的上升也才是有意义的。（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