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这一天。尽管天色阴沉，但北京83岁的冯老太仍然像往常一样在福利院的院子里散步。

　　她所在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以下简称“一福”）是一所公办养老机构，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养老机构中家喻户晓。

　　“如果没有关系，这地方是绝对进不来的。”一福的一位老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对家人为其申请入住的具体过程讳莫如深，但他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凭着儿子的关系，他不可能先于那些至今仍在门外等待的老人，享受这里价廉质优的服务。

　　更为夸张的是，此前有媒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一福”，询问床位出租情况：1100张床位，已有1万多人排队等待，每年大概有50~60个床位会空出。这意味着，现在要预订一个床位，至少要到166年之后才能等到。

　　“老龄化”时代渐行渐近。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日益庞大并加速增长的老龄人口，让养老问题成为不得不亟需严肃应对的课题。

　　时逢重阳节，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介绍，北京即将出台两个文件来部署养老事业发展。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养老机构建设的若干意见。机构养老作为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有效补充，理应成为老年人的“幸福之所”。但现实摆在眼前：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紧缺，开始比拼“拉关系”；民营养老机构费用居高，缺乏保障措施。

　　公立养老机构:排上几年很正常

　　随着年岁的增长，冯老太一个人住难免让人有些不放心。她只有一个儿子，考虑到与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冯老太没有选择跟儿子儿媳一起住，而是自己搬进了“一福”。

　　“这儿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好，住进来之后就再没想过回家住。”在这家被外界誉为“标杆”的福利院里，冯老太独自享有一个单人间。屋里配备了全套的家具、电器和独立的卫生间，“每天有人按时打扫，一尘不染”。另外，她还能享受到养老院专业的配餐送餐和体检服务。

　　院里闹中取静，冯老太喜欢音乐，偶有兴致，活动中心里的钢琴还能供她弹上一会儿。养老院配套了老年病医院，老人突发急病在院内就能进行救治。“我在这儿住了一年多，从来没听说有谁搬走或者回家了。”冯老太对现在的环境很是满意。

　　冯老太退休前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行政人员，每月的退休金和单位补助有近4700元。住进养老院后，原单位分配在北京三环边的住所可供出租。退休金、补贴和租金让她跻身老年人里的“高收入人群”。但在她看来，用每月2550元的房费和便宜的杂费换来全国顶尖的养老院生活，“不管对谁来说都算是物美价廉了”。

　　正是配套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让公立养老机构的门前排起了长队。与“一福”百米之隔的“五福”（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也是北京市属养老机构。其仅有的230张床位令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增加床位，我们把腾出的房间都变成双人间了，房费和单人间一样仍是每月3600元，但排队的人实在太多，排上几年时间是很正常的。”“五福”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有限的床位和日益扩大的需求让供需关系变得愈加扭曲。民政部曾披露，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约22.3张养老床位。在西方国家，这一数字是50~70张。

　　10月10日出炉的《我国老龄领域社会问题静态预测研究》指出，2012年，全国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44304个，床位416.5万张，入住老年人293.6万人，仅占当年我国老年人口数的1.51%。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

　　针对上海老年居民的养老意向，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稍早前收集了来自上海17个区县的2248个有效样本，并据此发布《本市城乡居民养老意向调查报告》。受访老人集中反映，公办或条件稍好的养老院需要预约排队等候1年左右才能入住，身体状况差、没有人照料的老人因此可能“等不起”。

　　冯老太精神矍铄，身子骨硬朗，看起来并不像已有80多岁。这一点也帮助她顺利进入这家公立福利院。因为很多公立养老机构都把接收范围限定在“生活完全自理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往往被拒之门外。在全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3600万。

　　民营养老机构：高成本导致高收费

　　寸草春晖养老院专门接收失能、半失能老人。作为一家民营养老机构，寸草春晖养老院有100张床位，收费4000~6000元不等，是公立养老机构的2~3倍。这一收费标准在民营养老院中处于中等水平。对于全国2300万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来说，民营养老机构的收费显然是“不能承受之重”。

　　虽然收费不低，寸草春晖养老院的院长王小龙仍然叫苦不迭。自2011年年底成立以来，这家民营养老机构发展迅速，但仍需六七年才能收回成本。民营养老机构收回成本平均需要10年左右。“根据市场价租地和支付人力资源构成了我们支出的90%。”王小龙介绍，他们租用了实际使用面积1700平方米的土地，租金100万元；60多位工作人员，平均每个人5000~6000元的成本投入。

　　另一家民营养老机构的运营总监徐永英表示，他们也面临同样的处境。由于需要独立承担各项成本、自负盈亏，民营养老机构所面临的困难是“公立机构不能想象的”。徐永英认为，公立养老机构的很大一部分成本由政府承担，这相当于一笔数额巨大的财政补贴。尽管政府也为民营机构制定了按床位补贴的政策，但即便按其执行，补贴力度仍与公立机构相差甚远，这导致资源向公立机构过度集中。

　　此外，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立养老机构员工享有编制指标和较好的待遇，因此人员流动少，不仅队伍稳定，而且机构还能通过定期培训提高其素质；而民营机构人员来源渠道窄，很难招到优秀人才，“即便招到了，大部分人干上几个月就走了”。“人员流动多，企业就不愿多投入资金去搞培训，所以大部分民营机构员工的持证上岗率都不高，低的甚至只有百分之几。”

　　高昂的成本最终转嫁到入住老人的身上，又让那些低收入老人多了一道门槛。此外，民营养老机构很难获得医保的批准，一旦有老人生病，缺乏必要的保障。

　　“从我接触的客户来看，90%的消费者都会把公立养老机构作为首选。而选择民营养老机构的，大都是因为公立机构床位紧张，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才来的。”徐永英坦言。

　　“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的模式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恺悌指出，当前公立养老机构的定位违背了公办养老的基本职能。“公办养老的目的是‘保基本’、‘保低收入’。像‘一福’、‘五福’这些条件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公立养老院，实际上是财政投入巨资打造出的‘畸形儿’。尤其是再分配环节不够透明、不够公平，导致一些人利用政策的漏洞，钻了空子、占了便宜。”这使得本已短缺的供给现状雪上加霜，出现了“需排队166年”的极端现象。张恺悌介绍，事实上，在整个北京，养老机构的床位空置率在40%左右，资源并没有那么紧缺。解决某些公立养老机构床位紧张的问题，亟需将公立机构的定位向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回归。

　　对于民营养老机构，“其最初的定位就是‘拾遗补缺’，做政府做不了的事；但现在，它不仅要作为一种补充，更要充分发挥‘生力军’和‘主力部队’的作用”。张恺悌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机构养老床位数量要翻番，这其中绝大部分将是民营机构的贡献；按民政部规划，今后70%以上的床位都要由民营机构来提供。这要求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民营机构‘新鲜血液’的作用，鼓励其建立，引导其发展，并提供政策支持”。

　　“出于调研需要，我们经常邀请一些民营养老院的经营者参与讨论、畅谈意见，这样的‘座谈会’最后往往开成了‘控诉会’，他们常常质问‘为什么说好要鼓励，却一分钱也拿不到’。的确，政府既要支持企业经营，又要规范整个行业秩序，这个度很难把握。”张恺悌说。

　　“经营养老机构的理念很关键，养老产业需要负责任的长线投资，而不是头脑发热进行投机，现在很多地产企业蠢蠢欲动，认为做养老院就是圈地、盖房、靠房子赚钱，但事实上它是服务业，不是建筑业。并且，做养老院的人必须是懂老人的人，老人并非同质化群体，其需求非常分散、多样，这需要经营这一产业的人对个性化服务有充分认识。不具备这点认识，一心把它当圈钱工具，就不要来投资养老机构。”张恺悌担心资本蜂拥进入机构养老行业可能导致混乱，“如果民营养老机构大面积出现问题，将不仅带来经济影响，更会导致社会问题”。

　　张恺悌介绍说，机构养老行业的改革方向是逐步形成成熟的“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模式，现有的公立养老机构也会逐步改制。“理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行业才谈得上健康发展”。

　　在今年5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北京市民政局曾透露，今年起，北京新建的养老机构将实现“公办民营”，由政府建设养老机构，通过招标、评审等方式，选择优质的社会力量经营，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

　　“我们在养老院里做调研，听老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听说过国家的政策，想法很好，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我们等不起了’。政策制定得再完美，得早日落地，老人们才能受惠。”张恺悌说。

　　本报北京10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