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浙商大会26日在杭州召开,两千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浙商齐聚一堂,共襄创业创新,同时期待新一轮改革能带来新的机遇。
创业创新的“富矿”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任何政策背景的浙商群体抓住机遇,创业创新走天下,成长为中国第一大商人群体。750多万海外、省外浙商投资总额已经超过浙江的GDP总值,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浙江。
浙江省在2011年首届世界浙商大会上,吹响“创业创新闯天下、合心合力强浙江”的号角。一个月后,吸引浙商回归的《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认为,急需更上一层楼的浙江经济和处于发展关键时刻的浙商都面临着方向性和驱动力的挑战。
两年过去了,浙商回归项目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浙江省经合办副主任林骏介绍,截至目前,全省浙商回归引进项目2552个,到位资金近2600亿元。
郑州市宁波商会会长、河南甬商家具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焕苗筹措7亿元资金、携带宁海家具总部大楼项目回到家乡。“家乡给了很多扶持,包括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都是实在的东西。”
浙商回归,归来的是创业创新的“富矿”,其中,总部经济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科技人才项目等到位资金占比70%。浙江省科技厅统计,去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近10个百分点;全年专利申请总量、授权量,分别增长40%以上,居全国第二位。这些数据表明浙江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也为浙商、浙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拓展了更多空间。
自省在先:企业自身创新拥抱变革
从偏僻的地方市场走向全国市场,从国内市场跨入国际市场,习惯了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浙江民企,已经察觉到了新动向。从生产制造、贸易到互联网领域,企业在积极投身变革。
从事不锈钢深加工的腾龙精线集团,2012年将集团总部迁至宁波,投资10亿元兴建深加工基地、支持技术创新,今年将陆续投产后,预计可以实现年产值70亿元,超越日本精线株式会社成为国际行业龙头企业。
当外界热议“商场沦为网店试衣间”时,从事商业地产的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国军,也已经注意到商业格局的变化。银泰开始在百货门店铺设无线网络,通过大数据整合分析,再造库存、会员和物流服务流程,实现线上线下整合营销。
“传统商业模式已经在发生根本性变革,选择等待最终等于等死。”沈国军坦言,数据改变了生产生活,商业变革已经成了跨行业、跨空间的大整合。
“互联网不仅仅是技术,带来的还有变革,”阿里巴巴集团执行主席马云说,“以前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现在有了技术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良性改革。”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认为,浙商的转型发展,需要浙商从市场空间的广度开拓进一步转向市场的深度开拓,用技术创新来加强研发设计,以技术创新来引领产品创新、品牌创新、管理创新,以技术创新来打造浙商转型发展的新核心竞争力。
转型升级考验行政体制改革力度
急需更上一层楼的浙江经济和处于发展十字路口的浙商共同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记者在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上了解到,浙商和专家普遍认为,转型升级更考验行政体制改革力度。
“在初期应该有支持政策,但从长期来看,大规模民企自主创新,不应依赖于优惠政策,而是与完善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史晋川说,民企之所以没有形成大规模自主创新,是由于公平的产权界定、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市场秩序的建立,还做得远远不够。
“不该管的不要管,该管的要管起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认为,经济要放活,第一是要审批制度改革,同时可以减少腐败,但现在进展仍慢;第二个是财税制度改革,考核政府应该让它自负盈亏,让老百姓多赚点钱,扩大消费拉动内需。
专家认为,在全球摸爬滚打30多年的浙商总结起来有“二忧二惧”:一忧看不清政经形势,二忧新政策与改革反复,企业无所适从。一惧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明企业成“夹心人”;二惧税负环境让企业搞不懂为谁打工。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表示,转型升级既是企业家的个人行为,更是一场系统的变革,从内部来看浙商需要技术、产权制度、管理模式等方面创新,从外部来看,则要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环境。
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浙商无不给予厚望。在河南创业的浙商、上上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世翔说,“行政体制改革将使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尤其是政府关系中的成本下降。金融体制改革,如果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建立、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资本项目的开放性,民营企业的血液循环系统将会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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