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近一时期，中国频频出现“钱荒”，中国的流动性是多还是少，这似乎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走向的一个难题。
而刚刚公布的9月份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大幅增加2682亿元，单月增加额创5个月以来新高。今年以来，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月均增加1875亿元。然而,9月份大幅增加的外汇占款，却没有带来资金面的预期宽松,反而再现流动性趋紧的态势，特别是进入10月份以来，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升，显示资金面趋于紧张。银行间市场7天利率一度升至5%左右，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创5年新高。
事实证明，中国存量资产和存量流动性并不少，但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和结构失衡所在。首先，社会总杠杆化增速过快且分配不均融资增速过快，导致这两年中国融资杠杆大幅上升，原本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隐藏的问题将被不断放大，使得市场风险大幅上升。
其次，信贷占融资比重大，银行参与度过高，风险过度集中，融资中信贷比重较大，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债券、股权等市场不发达导致银行参与度过高，融资风险与银行捆绑紧密。风险过度集中，一旦任何一个融资渠道出现问题将对整个融资体系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打击。
再者，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在中国表现得更为严重。金融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领域。另一方面，房产等领域的资金又回流至金融体系内，这样资金一直在实体经济领域外空转。
而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初期，即债务紧缩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导致了包括政府、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部门负债率大幅上升。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因此去杠杆的压力导致信贷资金趋紧。
因此，必须从源头上控制中国经济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这涉及到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金融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投资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对“政府失灵”的矫正，中国必须着眼于解决债务依赖型增长的制度成因，而这一过程确实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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