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中央领导人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次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方案,而国企改革也再度成为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二十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阶段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股市的大发展,实际上也真正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拉开序幕。在这二十年中,一批又一批国有企业或通过改制上市、或通过并购重组逐步进入资本市场,成为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的重要推动力。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发达经济体增速缓慢甚至陷入衰退、中国经济的增速也从高位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调结构刻不容缓,在这种外部环境低迷、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大背景下,国企改革能否成功向纵深推进、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重新焕发出增长动力显得至关重要。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当前的一大显著特征是相当一批业绩堪称优良、盈利能力(以ROE指标为例)突出且稳定的国企上市公司,其估值水平处于全市场的最低端,部分行业的估值水平甚至处于全球资本市场的最低端,例如我们的国有上市银行平均市盈率不到7倍、平均市净率不到1倍。估值水平代表着数以千万计投资者的内心预期,从政府和宏观决策者的角度,必须拿出勇气和切实可行的改革举措去直面问题,改变市场的悲观预期。如果改革能够取得成效,构成资本市场利润绝对主体的国企板块估值毫无疑问将大幅提升,这将使得资本市场摆脱长期低迷状态、十年上证指数涨幅为零的尴尬局面也将彻底改观。
在个人看来,如果下一阶段国企改革能够在以下几个“责、权、利”方面给市场带来良好预期、推出确实有效的举措,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第一,完善国企考核方式,加大市值考核在上市国企中的考核权重,这是关于“责”的方面。市场为何偏好给予非国有企业普遍更高的估值溢价?原因之一就在于市场认为非国企的控制人、管理层更加重视市值管理,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为了避免一则不实、不利的公司传闻给公司股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连夜召开电话会议或通过媒体澄清,可以专门向投资者路演解释,但是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中就不多见,至少说明其对市值的重视程度是有待改进的,或者说明其给予市场的考核导向是不够清晰透明的。市值考核当然不是万能的,也必然有其局限性,但股市作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资金资源配置市场,其发出的价格信号和展示的发展趋势无疑是有相当合理、科学的成份在内。
第二,突破思想桎梏,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这是关于“权”的方面。应该说,经过20年的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国企今天的经营自主权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原来在经济欣欣向荣、蛋糕可以不断做大的过程中不易暴露的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后开始逐步显现,如果说前二十年的国企改革基本解决了现代企业制度“从无到有”的问题,那么现在要解决的更多是“从慢到快”的效率问题,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一招鲜”已经很难吃遍天,必须“招招快”才能不淘汰。而市场反馈慢、决策链条长,执行效率低正是大量国企存在的重大短板,究其原因,跟企业的自主权不够充分有很大关系。
第三,完善激励机制,让国企经营者的管理“风险—收益”比更加科学,这是关于“利”的改善举措。中央国资委在2008年出台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试点办法,但是5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只有很少数量的国企试行了股权、期权激励机制,而且还依然需要履行“一事一议”的试点报批程序。这也造成了资本市场上的一大奇观,一方面是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老板视股权激励为管理企业之法宝,管理层对股权激励趋之若鹜;另一方面是绝大部分国企上市公司视股权激励方案上报审批为畏途,认为不会批准试了白试。如果下一阶段国企改革能对这种现象进行制度上的完善和改进,必然能够激发出更多的企业内生增长动力。
当然,国企改革绝对属于宏大命题,绝非本文三言两语就能够着其一二的,但是笔者通过多年接触国企与非国企上市公司群体,确实也有以上基于实践的感想和体会,因此借此机会说上两句。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新的中央决策群体在十八大以后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进国企改革,在简政放权、资源要素定价改革(例如成品油定价机制)、政企合一的机构改革(例如原铁道部改革)、放松民企准入(例如金融改革)等等方面都已经出台了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市场化导向更加明确,所以,我一如既往地对国企改革未来充满信心,“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相信三中全会一定能够带来新的改革举措,释放出新的制度红利。（作者系南方基金投资部执行总监,南方成份、基金天元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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