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月末,时点因素叠加其他一些因素,银行间流动性总会出现异常波动。9月末如此,10月末也未例外。
按理,经过6月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流动性异常波动的洗礼,金融机构应会选择“去杠杆”,谨慎管理流动性,降低时点因素对银行短期流动性的影响。何以6月过去数月之后,如今每逢月底,银行间短期流动性紧张依旧,以至一旦央行暂停公开市场操作,或者减少逆回购操作规模,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马上就会敏感地异动?比如,10月24日,由于央行暂停公开市场操作,SHI鄄BOR隔夜、1周、2周和1月利率顿时攀升至4.088%、4.68%、4.882%和5.4%;10月25日,7天回购利率收于5.21%,3天跳升了共约180个基点。
这样一组数据,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统计显示,在“三驾马车”对前三季度GDP(7.7%)的贡献中,投资占4.3%,消费占3.5%,出口降为-0.1%。投资贡献度之所以继续上升,与6月以来国务院大力支持棚户区改造、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大4G以及环保领域投资等一系列“微刺激”举措有关。投资重新成为推动GDP增长的“主力”,说明7月以来持续4个月的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离不开两方面力量的推动,即“加杠杆”和“扩产能”。
“加杠杆”和“扩产能”,都是为了稳增长,都是为了保就业。这意味着,下半年以来的某些时段内,“经济转型升级”显著让位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不过,“加杠杆”需要钱,“扩产能”更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如果商业银行继续6月以来的“去杠杆”,经济下滑势头将难以遏制。显然,一定在某个时间,受政策牵引,商业银行突然停止了“去杠杆”,而改为“加杠杆”。
现在看来,这个时间应当从8月开始。因为,8月社会融资规模不同寻常地陡增至1.57万亿元,一举逆转自3月以来持续下降5个月的趋势,且环比7月的8088亿元更是接近翻番;9月社会融资规模1.42万亿元,继续处于今年前9个月中的绝对高位。直至10月,社会融资规模才降为人民币8654亿元。从数据可以看出,第三季度累计新增社会融资规模3.7988万亿元,占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13.96万亿元的27.2%,这一数据虽与第二季度占比28.5%相差不大,但毕竟出现在6月流动性异常波动之后,且是在7月社会融资规模创下年内最低值后的反转,足见第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恢复性”增长之快、银行“加杠杆”之猛。
众所周知,银行“加杠杆”,不外乎两个渠道:增加信贷融资或者加大非信贷融资。从信贷融资看,9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870亿元,同比多增1644亿元;8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113亿元,同比多增74亿元;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999亿元,同比多增1598亿元。7、8、9三个月累计新增贷款21982亿元,占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额7.28万亿元的30.2%。这表明,在信贷额度管理下,第三季度信贷投放虽略有加快,但总体合理。
如此看来,“加杠杆”显然得益于非信贷融资的快速增长。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前三季度,委托贷款增加1.82万亿元、信托贷款增加1.58万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6359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53万亿元,这些资金的最终提供者大多为银行。这其中,仅8月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就实现超预期增长,达3045亿元。而有监管机构官员表示,目前银行80%的资金来自理财,这些资金的周转基本依赖银行间市场借款和同业存款。
不过,银行“加杠杆”时,出现了两个错配。正是这两个错配,导致了银行每到月末季末,总是习惯性地出现资金饥渴:一是方向错配,即银行本该配置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用于经济转型升级的资金,却因为借新还旧以便后延银行不良贷款的需要,而滚动投放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业和产能严重过剩等行业。二是期限结构错配。即一些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中,虽然存款等银行资金来源减少,但资金运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力度加大,存款的活期化趋势与贷款的长期化趋势日益强化,形成了存贷款的期限结构错配。虽然监管部门出台同业业务规定,限制金融机构理财、同业和表外业务的发展,但银行仍在通过不断创新的银行理财、银信合作以及同业业务等资产扩张工具,实现了将短期资金错配到长期项目,支持地方政府拉动GDP增长的目标。由于短期理财产品到期兑付日,多与监管部门考核银行的月末、季末时点交叉,加上9月以来,货币当局收紧流动性态度坚决,这使得9月以来,每到月末季末,一些短期资金腾挪幅度比较大的银行,仍会敏感于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变化,其对短期资金的巨大需求,常会引发银行间市场短期资金价格的波动。
很多人都会将时点因素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归结为月末季末银行面临的补缴存款准备金、财政税收上缴以及逆回购资金到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当然不可忽视,但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以及缺乏严厉问责机制下的银行错配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加杠杆”行为。可以说,不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以及银行一味错配资金的发展方式,则时点因素将如魅影,长久缠绕着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