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决策者而言，需要在农民利益和企业效益方面寻找一个平衡，更为关键的是，需要探寻一条资本服务于现代农业的道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既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部分，也涉及到农村承包地，对于后者的表述为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事实上，农村土地流转主要表现为农村自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因为大量农民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主要是将耕地转给亲友，这是一种自发自愿且基本公平的交易。

　　目前，中央对工商资本涉农的态度是有保有压，既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同时要防止资本下乡进行非农化生产，比如开发房地产等。

　　这次《决定》除了重申“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外，还希望“工商资本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决策层希望看到的是：现代工商业能够为农业注入更优的生产要素、更先进的经营模式改造传统农业，而非工商资本到农村来兼并土地开发房地产，造成农民失地的现象。

　　作为最早农业产业化政策制定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就表示：“农业产业化的收益受资本主导流出了，价格波动和自然风险叠加的代价，却大部分留给了农民。”

　　另一方面，企业到农村的第一要义是为了利润，农业投资的效益自然为他们看中。但近年来，跨界经营农业的工商资本不少，失败案例也常见。比如，网易五年前曾高调宣布投身特色养猪产业，但如今网易官方给出的成绩仅为“养殖了400多头猪”。

　　这也就是说，在做农业方面，企业有时未必比农民高明多少。国研中心副主任韩俊在央视财经论坛透露，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后，种稻米的只占1%，他认为企业不能跟农民竞争种粮食，“企业如果租农民的土地种粮食，一亩地东北租金800块钱，中部地区1000块钱，沿海1500块钱，企业就算再有本事，租农地种粮食也赚不到钱。”

　　由于中国粮食价格过低，如果企业种粮，加上人工成本等因素，种粮的利润还不够偿还贷款的利息，而农民的优势在于其不计报酬的人力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张利庠将企业务农归结为“五道槛”，三高就是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一低就是低利润，一长就是回报的周期长，而投资讲究“高、快、强”。

　　从投资收益角度讲，企业对自己的投资领域必须有清晰的规划。而从决策者来看，现代农业要破局，企业和农民要各自找准自己的定位。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现代种养业，不是要替代农民，也并非农业的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适合工商资本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