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洪和钱紧共存 挤泡沫需组合拳

　　“钱洪”与“钱荒”共存就是泡沫经济发展到高潮阶段的表现形式，要破解这个“二律背反”，必须找到中国经济金融化、投机化，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基本逻辑，从根源入手为泡沫经济标本兼治

　　如果说中国钱多到“泛滥成灾”，那是正确的；如果说中国钱少到“赤地千里”，那也是正确的。“钱洪”与“钱荒”居然共处一国，这就像一个“二律背反”的中国现实版。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高达110.65万亿元，而外汇储备高达3.82万亿美元，均居全球第一。

　　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连续3个月突破45万亿元，位于历史最高位，已成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人均居民储蓄超过3万元，是人均储蓄最多的国家；居民储蓄率超过50%，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一系列升腾的数字似乎彰显了中国之强大、中国人之富有，真好像遍地黄金、“钱洪”滚滚。然而极其矛盾的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银行全方位缺钱，似乎又深陷“钱荒”。

　　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资金饥渴，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跑路乃至跳楼的民营企业家并不鲜见。而高杠杆运作的金融机构也资金饥渴，全社会利率高昂，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

　　与此同时，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们却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2013年6月，针对金融机构利用宽松低息资金空转套利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专项货币紧缩整治行动，强烈要求金融机构减少杠杆业务。一时间，货币市场疾风骤雨，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暴涨至13.44%，爆发“钱荒”。12月“钱荒”卷土重来，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幸亏此次央行及时出手，使银行同业利率并未达到6月“钱荒”中骇人听闻的高利贷水平。

　　让“钱洪”与“钱荒”共处一国的特定条件是什么？这是因为泡沫经济还没有达到破裂的临界点，也就是价格超过价值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实际有效需求不能承受的临界点。反过来，如果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随着泡沫经济破裂、价格暴跌，“钱洪”将陡然式微，而“钱荒”将成为主流。

　　有没有办法化解“钱洪”与“钱荒”这对矛盾，以便防患于未然？有一种方法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即分别对“钱洪”和“钱荒”下药治标。例如，既然钱多了，货币管理部门就应该控制货币发行量，让金融机构没钱搞高杠杆运作，不就可以迫使它们去杠杆了吗？或者，既然钱少了，货币管理部门就应该加大信贷力度，向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部门注入资金，不就可以让它们把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了吗？

　　殊不知，“钱洪”与“钱荒”这对矛盾已经坐大成势，实质就是国民经济陷入泡沫经济的表现，早已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结果势必导致药方失灵。金融机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断进行所谓金融创新，继续维持高杠杆运作，不时还制造股市暴跌给央行一点颜色看看。而企业和居民得到信贷之后，大多数都没有投入低利润率的实体经济，而是投入高利润率的金融市场，因此无法获得实际经济增长。最终，“钱洪”与“钱荒”这对矛盾仍然继续深化。

　　惟一的办法，应该是找到泡沫经济膨胀的系统性根源，进而标本兼治。货币超发当然是直接诱因，但如果没有收入分配、产业发展、房地产宏观调控等方面不合理政策的“配合”，泡沫经济绝不会一发不可收拾。

　　实际上，泡沫经济与货币层面的流动性陷阱是一块硬币的两个侧面，而流动性陷阱通常与收入分配格局的两极分化相对应。也就是说，泡沫经济的根源在于货币超发转化为贫富差距拉大，越来越多的货币财富为少数人所掌握。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他们也不会进行利润率低下的实体经济投资，只会将货币储备起来用于金融投机活动和高利率放贷，即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是递增的。由于富人收入增幅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幅高于中低收入阶层，因此中国全社会边际储蓄倾向递增，而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中国经济中就反映为全社会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房价和收藏品价格高涨、稀缺资源炒作疯狂、影子银行突飞猛进等。

　　全社会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再加上通货膨胀，全社会生产成本进一步抬升，导致实体经济产业利润率进一步下降，逐渐普遍低于金融投机利润，进而产业资本也在逐利本能驱使下逐步脱离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和房地产、收藏品等类金融业。

　　而资金聚集金融市场，势必致使金融市场投机炒作性质不断上升，诱导金融机构不断进行高杠杆运作，金融投机利润不断畸形升高，风险则被暴利预期蒙蔽，金融业、类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产业之间的利润率剪刀差日益扩大，进一步引导货币资本继续脱实向虚，国民经济继续金融化，陷入流动性陷阱并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大概，这就是中国泡沫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快速膨胀的病理逻辑了。

　　治疗经济泡沫如同给气球放气，不能猛然拿起钢针直截了当地戳，而只能徐徐松开气孔刚柔相济地挤。

　　在货币政策由于可能戳破泡沫经济而无法根本转向的条件下，收入分配改革就是综合治理的突破口，应该放在其他改革之前。

　　当货币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怎么可能幻想走出流动性陷阱？怎么可能实现泡沫经济软着陆？怎么可能存在健康的金融市场？

　　当务之急，中国房地产政策和财税金融政策改革必须着力调节贫富差距，压低全社会边际储蓄倾向，具体应该实施差别化政策“组合拳”。

　　第一要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抓紧投资建设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培育中产阶层。

　　第二要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大额储蓄税、理财产品交易税、收藏品交易税、进口奢侈品消费税等，以便根治土地财政痼疾，降低金融投机活动利润率，平衡收入再分配。

　　第三要对新增固定资产、原材料、劳动力投资和风险创业投资进行减免税，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利润率。

　　这套差别化政策“组合拳”将释放更多消费需求，同时引导富人将剩余资本更多用于实体经济投资，从而激活实体经济循环，克服流动性陷阱。

　　总而言之，只有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得到扭转，泡沫经济恶化趋势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随后才能逐步进行货币收缩和其他改革，这也是惟一的标本兼治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