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4月5日电 时下，京津冀一体化正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改革的窗口。然而，在这个世所罕见的“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行政区”中推行一体化改革，并非易事。此次在国家层面的助推下，三地延宕至少十年的“合体梦”能否成真，引发期待。
相较而言，在大城市病愈演愈烈、经济转型升级迫切等现实困境之下，此次京津冀“合体”凝聚了更大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变革依旧面临着巨大的利益掣肘，如何打破昔日“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实现“抱团取暖”，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和勇气。
京津冀十年博弈与纠葛
素有“京师门户、京畿重地”之称的保定，是当下中国最受关注的城市。这源于3月19日的一条爆炸性传闻——保定被定为“政治副中心”。尽管此后官方数度辟谣，但由此引发的楼市、股市等震动至今仍在持续。
这一传闻之所以能激起千层浪，是因为有着鲜活的现实依据。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2月26日的表述，京津冀协同发展已升格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其实，京津冀一体化已提出多年，但也同样耽搁了多年。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就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不过，迄今十年过去，这一规划尚没有面世。
此后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京津冀应在多方面协作；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收入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尽管动作频频，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
真正的进展出现在2013年。是年5月，习近平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8月，他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习近平多次作出指示，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
这被外界视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北京的鞭挞甚或批评，因为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这种区域合作基本沦为河北方面的“单相思”，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均持较冷淡态度。
其实，河北的“一厢情愿”也是现实之迫。长期以来，由于京津对资源、资本的强吸附作用，使得河北面临“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尴尬。与“吃不下”的北京和“不够吃”的天津相比，“没饭吃”的河北对于三地协同有着更为迫切的诉求。
然而，由于三地间纠葛于利益、规划与未来间的博弈，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美好愿景，一直被揶揄为“京津竞争、河北苦等”。
如今，受困于“大城市病”的北京和天津，对于三地协同发展有了更为切肤的现实紧迫。此次，“蛋清”河北能否突破“双黄蛋”，与北京、天津共同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的“蛋糕”，各界翘首以待。
破题“各怀私心”需足够权威指挥官
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京津冀一体化“蛋糕”虽颇为诱人，但外界一致认为，由于三地利益掣肘，其“烹饪”过程料将颇为艰难。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教授曾指出，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是中国最难协调的区域规划之一。
其实，中国官方也已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对此曾明确指出，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祝尔娟认为，“一亩三分地”观念的更深层次其实是体制问题，“囿于现行行政、财政等体制问题，官员不得不首先考虑自己所在区域的发展，所以大多着眼一些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合作，这导致三地协同发展一直没有较大进展。”
分析称，如今京津冀如同一辆三轮驱动的战车，只有轮子朝一个方向转才能前进，而不是原地打转，而这时就需要一个足够权威的指挥官。
祝尔娟对中新网记者说，确实非常需要一个超越现行行政体制的更高层面的协调机制，“如果没有这个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很难迈开步子，再好的设想也很难实现。”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对此表示，基于京津冀地区复杂的主体情况，应建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
“京津冀地区内有两直辖市一省，北京内还涉及各个部委，若无高规格的领导、协调机制，协调发展将难以推进。”赵弘建议，该委员会应该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最好设在国家发改委下，成立一个专司，负责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
除了这一纵向协调机构之外，祝尔娟进一步认为，还应建立横向协商机制。由她主编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4)》建议，应建立常态化的“京津冀市长联席会议制度”。
在祝尔娟的设想中，这应该是一个横向协商与纵向协调相结合的协调机制，“横向协商是三地沟通协作的基础，如需从更高层面通盘考虑的，则应诉诸于纵向协调这个更高层面的协调机构”。
交通可连，利益何通？
40分钟，这是北京、天津与保定三地间高铁所需要的大致时间。到2015年保津城际铁路通车后，这一切将成为现实。
然交通可连，利益何通？在这片人口稠密、区划复杂的土地上，面对着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推行一体化无疑是高难度动作。
一如往常，在此次“合体”中，河北表现仍最为积极。在3月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中，河北率先表态“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按照这一讨论稿，河北将打造京津保三角核心区，做大保定城市规模，以保定、廊坊为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但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北京、天津到底该如何“瘦身”转型，河北又将如何“承接”，一“转”一“接”之间，各方如何协调利益，无疑将是最大挑战。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做好地区间的区域分工。除了国家层面的协调之外，地方政府应摆正自己的位置，谁做龙头、谁来服务，三地应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区域间的协调合作。
在国家层面总体规划出台之前，舆论猜测重重。河北会不会成为污染企业集聚地？这引起舆论极大关注。
“各省份对企业进入都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并不是说污染企业想进就能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单菁菁指出，况且经过近年几番调整，北京已没有太多高污染企业。
单菁菁对中新网记者谈道，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其实是一个存在巨大潜力的地区，“如果在这个地区打破一些僵局，就能获得一些突破性、跨越性的发展，这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僵局？分析认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打破当前以政治经济学竞争为主、以产业体系竞争为辅的现状，让市场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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