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增长”过程中，“融资贵”成为宏观决策层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着力降低融资成本”成为最为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
从资金供给的角度，我们试图详细分析测算各类“政策约束”所造成的资金成本抬高问题。在目前，这些所谓的“政策约束”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资本充足率要求、存贷比要求、对一些领域和行业的限入控制。考虑到这些约束所造成的融资总体上呈现“买方市场”格局，这种供给成本角度的测算是有现实意义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在以下测算中不得不遗憾地忽略了不同资产流动性差异对成本的影响。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本
目前大型金融机构执行20.0%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他金融机构执行13.0%~18.0%不等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整体按照存款加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8.5%，高于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水平17.5%。
目前央行向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所支付的利率为1.62%，明显低于无风险收益率，商业银行需要将存款中交存法定存款准备金部分资金的机会成本——无风险收益率与存款准备金利率之差，叠加到存款中交存法定存款准备金后的剩余部分资金上。
譬如，目前1年期金债收益率为4.44%左右，交存18.5%的存款准备金率要叠加（4.44%~1.62%）×18.5%/(1-18.5%)=64bp，即在不考虑存款利率上浮的情况下，1年期定期存款的可用资金部分的实际成本在3.64%。这也意味着，每降低0.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大致可以让融资供给成本下降1.7bp左右。
而目前，单纯从平补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角度考虑，央行似乎更加偏爱使用再贷款，而不是直接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是，从降低商业银行资金成本的角度考虑，直接调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再贷款相比，更可能为降低融资成本创造条件。我们的测算显示，与再贷款相比，在不考虑资金投向限制和期限差别的情况下，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够降低163~223bp（注：1bp=0.01%）资金成本。
资本充足率成本
根据2012年 《新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商业银行需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分别为5.0%、6.0%和8.0%，加上2.5%的储备资本要求，实际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10.5%，明显高于旧办法8.0%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由于资本一般要求达到一定回报率，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定价需要叠加资本回报率折算的溢价。在此过程中，监管所要求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的高低、银行的ROE目标两大因素决定了资本充足率制度给资金供给所造成的成本。
情景一：假定核心资本充足率和ROE维持目前水平不变。目前上市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一般在10%左右，净资产收益率在20%左右，那么100%的风险资产占用则要叠加100%×10%×20%=200bp。
情景二：如果考虑到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一般会进一步压低银行的ROE，那么，参照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和英国（以HSBC为代表）和新加坡（以DBS为代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商业银行平均ROE约13%，那么，100%的风险资产占用则要叠加100%×10%×13%=130bp。
情景三：假定中国执行BaselIII进度不超前，而是与全球其他国家同步，那么，遵照全球统一的步骤安排，2014年一级资本充足率只要5.5%，那么，在ROE未达20%的情况下，因资本充足率而带来的成本就会下降到100%×5.5%×20%=110bp；如果ROE下降到13%，则因资本充足率而带100%×5.5%×13%=72bp。
在巴塞尔协议必须执行的情况下，其所给资金供给带来的成本增加，在现有ROE水平下可最低可以降到110bp；在银行ROE被压低到完全利率市场化的正常水平下，则可以降到72bp。从逆周期监管政策的角度考虑，在需要稳增长的情况下，未来可以考虑放慢国内实施巴塞尔协议III领先于全球的节奏和幅度。由此，更为务实的巴塞尔协议实施进度与切实的利率市场化相结合的结果，将会令资本充足率施加给资金供给的成本降到72bp，相对于200bp的水平会降低129bp。
存贷比成本
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75%，即存贷比限制。目前上市银行的加权存贷比仅为69.0%，明显低于75%。但16家上市银行中已有5家机构的存贷比超过73%，其中招商银行的存贷比 更 是 达 到74.4%。
在2009年下半年银行业全行业存贷比仍仅仅只有67%之时，数家全国性银行都已出现了存贷比紧张的情况，使得监管部门为支持放贷不得不在2009年下半年临时允许存贷比可以突破75%。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存贷比，即使使用结构性存款等手段勉力维持，也早已全面大幅度超过2009年时的水平。目前75%的存贷比意味着银行的存贷比实际上已相当紧张。在存贷比紧张的情况下，银行要么选择贷款之外的方式为企业融资，要么采取提高成本努力增加存款。无论哪种措施，最终成本都会反映在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成本之中。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在忽略流动性差异的情况下，贷款和发债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发债不必受贷存比等的制约，由此，我们选择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和1年期AAA短融的利差，作为衡量存贷比限制所带来的融资成本上升。因为目前几乎没有企业能够享受到贷款利率下浮，最优质的企业一般也只能获得基准利率。由此得到的2011年6月至今的平均利差为138bp。当然，这一利差不仅包含了贷存比的成本，还有短融相对于贷款的流动性溢价，遗憾的是这一点我们无法剔除。
平台贷款禁入政策成本
随着房价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日益突出，政府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调控力度逐步加大，如限制房地产和政府平台的贷款和债券融资，这样，房地产和部分融资平台不得不借助于非标融资。
我们尝试用非标融资与债券融资的利差来衡量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成本的抬高。由于非标融资主体中不乏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等主体，故非标融资与债券融资的利差是上述政策的一种反映；当然，作为附带，非标也避开了存贷比。由于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缺少对应的信用评级信息，我们只能以此与信用评级为AA级的债券收益率进行粗略比较。
对于限制向房地产贷款所造成的成本上升，我们选取1年期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均值作为非标融资成本，以AA级1年期短融收益率作为低评级产业债融资成本，对比显示，2010年以来1年期利差均值为317bp。
对于限制向融资平台贷款所造成的成本上升，我们选取1年期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均值作为非标融资成本，以AA级1年期城投债收益率作为低评级城投债融资成本，对比显示，2010年以来1年期利差均值为261bp。
上述各项“政策约束”给资金供给所造成的成本，最平常的融资需要为“政策约束”付出274~402bp的成本，即2.74%~4.02%；如果属于房地产、平台、两高一剩等限入行业，“政策约束”所带来的成本则高达852~980bp，即8.52%~9.80%，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各种非标的融资成本少则8%以上，多则超过10%了。（作者鲁政委，为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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