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自贸区试点的猜想在12月12日揭开谜底，广东、天津、福建成为新的“改革开放试验田”。
按照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这3个自贸区将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
会议要求抓紧制定新设自贸园区具体方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实施相关法律规定。
这并不是从一个自贸区到四个自贸区的简单增量变化，其深远意义在于，由自贸区探索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按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说法，推广上海自贸区试点经验的核心工作，不仅是拓展到3个地区，而且要在全国推行三张“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负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清单”、法有规定必须为的“责任清单”。
毫无疑问，这是制度的创新。
一个月前，上海自贸区公布了自贸区运行一年来的社会第三方评估报告。报告显示，自贸区在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监管方式等方面实施了众多创新举措，是从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重大思维方式转变，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企业对制度创新和政策措施的综合满意度较高。
参与自贸区评估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普华永道管理咨询公司、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以及上海投资咨询公司在内的5家第三方机构。
“点赞”成为这些机构共同的评价。比如上海财经大学的评估报告显示，企业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便利化、深化金融开放创新、完善法律制度保障等5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及政策措施的综合满意度基本在80%以上。
这些制度创新让上海自贸区注册企业数量实现了井喷式增长。
上海市工商局[微博]的统计数据显示，自贸区成立一周年，已有283个项目落户，共新设企业12266家，超过了原上海保税区20年的注册数量。
2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没有变化，硬件条件也没有太多变化，但因为制度创新，进驻上海自贸区的企业超过之前20年的总和，带来的就业人数翻了一番。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自贸区试验最大的亮点。这项制度创新给企业松了绑，简化了政府审批，强化了政府责任。过去政府过于倚重审批的管理模式被颠覆，简化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成为政府运行的新模式。
2013版的负面清单有190条，2014版的负面清单有139条，清单长度缩短了26.8%。按照中央要求，2015版的负面清单还将进一步缩减。这不是数字上的简单减法，而是对“法无禁止皆可为”的逐渐放大。
政府的手伸得短了，市场的手恢复了其应有的力量。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年，已有20多项制度在全国复制推广，带动的是各地、各个领域政府管理模式的改变。
指明企业不能做什么，仅有这样的负面清单还不够，要真正激发市场的活力，还需要对政府能做什么、政府要承担哪些责任细化出明确的清单。
今年3月，中央政府首次“晒”出权力清单。当时，在60个有行政审批事项的各部门手中，行政审批事项共有1235项。
在12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前，国务院已经取消和下放了8批共690项行政审批事项。加上这次会议确定的108项，共有798项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或下放。
不仅中央，多个省区市也相继为自己的权力清单瘦身，约束政府行为。比如浙江在今年6月就拿出权力清单，42个省级部门行政权力从1.23万项减少到4236项。
有了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出笼也在加速。
今年10月31日，浙江省发布全国首张省级政府责任清单，43个省级部门的责任清单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开亮相。安徽省编制出1.2万余条责任事项、两万余种追责情形，对应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列出了3万余条法律法规条款依据。江苏省则公开了56个省级部门的责任清单。
有了这些，“为官不为”就有了紧箍咒。
据报道，全国多地开展了“为官不为”专项治理活动，江西南昌问责为官不为者97人，福建福州有227人因为效能问责受到处理，河南则集中查处了1398名官员。
三张清单，背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该如何拿捏，如何让市场起到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三张清单已经勾勒出清晰的路径。
这已经不仅仅是自贸区的探索需要了，全国各地都需要三张清单下的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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