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经济的一大看点便是中国金融管制放松。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我们今天金融小国的现状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中国希望成为一个金融大国、金融强国，中国从简单的制造业进入智慧制造并不是在于我们缺乏人才，而是我们当前的金融压制，这对我们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9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直接表象，是经济增速开始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而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本市场表现与经济基本面的脱钩现象，也可能反映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这一新常态的特征并非中国独有的特殊现象，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国日本也出现了这种资本市场与经济基本面脱钩的发展格局。
进入2015年，中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还将面临诸多挑战，可以说，2015年是中国经济痛定思痛的一年。在经济新常态的全新发展模式下，我们不可能再期待两位数的出口，不可能再期待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能再依靠政府来刺激经济，我们要回归市场经济本身。笔者认为，未来更多机会应该交给市场和企业，相信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由资本市场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会走得更远。
消费力赶不上
中国如今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便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大的加工厂，是具有最强大的生产能力的国家。然而，如今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周期调整，全球市场的萎缩使得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不知如何释放。如何化解产能，将企业生产力消化成利润增长，进而支撑消费端，是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巨大挑战。
我们的生产能力是一流的，但是我们一旦利用家庭消费能力来支撑中国的增长就不行了。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消费受制于三大结构性挑战，使得我们短期内释放消费端市场来化解生产能力十分困难。
第一大结构性消费挑战来自于中国中西部和沿海城市的收入差距。中国当前亟需解决没有钱消费的问题。今年9月底，中央深改小组审议通过了有关农民股份合作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标志着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试点工作即将全面展开。11月下旬，中办、国办又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对农地流转做了详细规定。12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又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在逐步解决好农民土地流转问题，让农民收入尽快增长，这是支撑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第二大结构性消费挑战在于中国消费结构性抑制。如今我们沿海城市分享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增长，但是却面临有钱不敢消费的尴尬。为了解决消费的后顾之忧问题，国家强化了2015年民生工程的投入，这也是我们财政政策走向宽松和2008年走向宽松非常不同的结构差异化特征——这次我们财政政策更多是投向民生工程。当然，中西部的发展也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我们还需要向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工程。
第三大结构性消费挑战来自于中国消费端安全的问题。如今我们普遍发现，中国消费者有钱却不在中国消费。就网络购买情况来看，据美国调查公司尼尔森统计，2013年在中国有1800万人通过互联网购买海外商品，金额总计达到了2160亿元。据尼尔森预测，到2018年，中国购买海外商品的消费者将增至3560万人，消费额将超过1万亿元。要让中国消费者的钱留在国内，我们不仅需要解决当前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还有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让老百姓安心地在中国市场上消费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更深入地看，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法治环境、消费环境。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到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是改变中国消费端的安全问题、诚信问题。
当然，这三个消费端问题在短期内是无法通过投放货币增加收入来解决的，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已经明白这不是一个融资平台，而是一个财富增长平台。从这一角度来看，让好的企业留在市场，形成造血功能也是未来能尽快化解中国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巨大落差的重大切入点。
金改落差大
在笔者看来，2015年中国经济的一大看点便是中国金融管制放松。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我们今天金融小国的现状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中国希望成为一个金融大国、金融强国，中国从简单的制造业进入智慧制造并不是在于我们缺乏人才，而是我们当前的金融压制，这对我们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在2015年充分发挥民营资本、民营金融，充分发挥新生态互联网金融，这对我们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产能的优化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此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谈到互联网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变化时表示，“对新事物还是要包容，适度地容忍，它只要没有酿成区域性风险或者破了银监会此前的一些规定，银监会应该是同意它的，最后才能提出一个新的办法。”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央行以及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针对发展火热的互联网金融展开了一系列密集的调研，作为尤其是P2P的监管部门，今年以来，银监会也对网络借贷进行了多轮调研。
由此可见，国家已经开始对发展互联网金融给予了非常大的政策支持，因此2015年中国新常态下的结构优化可能在金融平台上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是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的契机。这体现在，它既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政府监管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促使监管部门学会从事前监管，逐渐过渡到事中和事后监管。这进而会逐渐带来金融领域的变化，降低进入门槛，提升运营门槛。而这些转变其实就是政府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而非行政的方式来管经济、管金融，激发企业活力、推动企业创新。这正是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它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带来启示，这就是要加大开放、增加竞争。这样，传统金融业务也好，互联网金融也好，乃至其他更多新的业态都会自己进来，而不存在金融中心可能会不适应新金融业态的问题。
2015年，无论是在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方向时，还是理解自贸区要复制推广的过程中，我们都要记住中国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产能如何寻找市场问题；二是我们如何通过金融强化来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舞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问题是经济短缺，我们需要招商引资，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成本补贴，让更多企业发挥能力。而如今，失业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产能放大早已是过去式，我们已经是世界最大产能的发源地。2015年经济新常态优化在于中国需要一个强劲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双轮驱动的，一方面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对内要不断通过管制放开，加大银行混业经营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地走出去。
今天中国经济解决全体国民收入小康社会问题，要以消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是异常困难的，所以当中国13亿人口把少量资金集中在我们银行体系、金融市场时，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把资金配置起来。
当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导权在投资，投资给我们带来更多机会，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失去了投资这个很好的支撑，企业投资信心将会走向空心化，再通过消费来支撑中国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当前我们痛苦于找不到市场，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不断来解决抑制我们消费的结构性问题，争取能缓解压力。
货币超发后遗症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我们在新常态下的调整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问题更多来自于内部。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2008年货币超发的后遗症还在发酵。
2008年为了急于转变出口依赖的增长方式，解决就业、税收以及企业产能消化等问题，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的宽松货币政策引发银行坏账、债务违约等诸多后遗症，然而政府却实施逆势的产业政策，扩张产能。
这一系列的后遗症导致了，如今发达国家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开始轻装上阵，然而我们依旧原地踏步，企业家执着于修复资产负债表、解决资金链困境和高杠杆率等问题。
在笔者看来，2008年货币超发的“后遗症”主要反映出多个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产能过剩外，另一个便是消费端“怪象”——老百姓不停地在寻找高收益的理财产品。2008年至今，我们货币实际上是相当宽松，奇怪的是，中国在这一阶段金融创新工具是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是结果导致资金成本不断上升，这个“怪象”的背后是资源配置出现了失衡问题。如今，国家的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稳健，非常重要的一大原因便是要遏制过度货币宽松带来购买力下降的预期。当前的“全民理财”便是这一问题的重要表现，本来我们就要化解生产端和消费端落差，但发现消费能力被理财所挤压。这一“后遗症”也警告我们，国家在2015年不简单以刺激经济宽松货币和强大政府投资来解决问题。
而货币超发带来的另一后遗症是贪污腐败，这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引领地方发展的信心和主观能动性。而第四个“后遗症”便是国进民退。政府大力度投资到头来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第五个“后遗症”便是对环境的破坏，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寻求新常态下的新模式，便可能出现增长越快，企业转身的空间越小，老百姓消费意愿就会越弱的尴尬局面。
因此，笔者认为，在2015年，需要先扫除货币超发的后遗症，再发现经济增长点，否则经济增长将愈发脆弱。
新游戏规则的挑战
当然，2015年中国经济新常态还面临外部的挑战。如今，欧美国家经济低迷，他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货币都是世界贸易结算强势的货币，这些政策有强大的外部溢出效应，可能利好本国的经济复苏，但是对资本的流动，对汇率走势都会产生巨大的波动。
如今，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开始做出深度调整，这种调整确实代表一方面利益，却向中国提出了巨大挑战，如果中国不能随之调整，继续保持我们保税区低成本的格局，那么中国未来产能过剩的问题会更严重。
过去在全球化过程中，过度的繁荣掩盖了不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为了解决本国的问题，在全球范围，由美国一枝独秀带领着，全球的所有央行都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进入严重通缩状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伴随相当长时间；亚洲方面，走出去的日韩企业产能落地需要强劲的欧美市场，因而亚洲货币也会为抗衡欧美宽松货币政策而被动升值，也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保驾护航。
因此，未来一年全球宽松货币环境还会持续，中国需要应对全球流动性泛滥但资金流动波动性大的局面，引导资金进入实际经济的长期投资舞台，这将考验中国央行的宏观调控能力。
2015年，我们还需要消化此前货币超发的后遗症，中国内部还处于周期调整，因此我们的困难比发达国家更大。发达国家用钞票发行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世界游戏规则正在朝着新方向变化，我们到底是搭这个游戏的规则还是改变？对此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笔者认为，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两方面释放调整信号：一是通过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尽量减少低效率外汇占款的问题；二是更多地释放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和人民币互换机制的实现。
如今中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关系未能得到解决，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反而出现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弱。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和资金成本的上升，均给政府带来经济调整的成本压力，因此，未来货币政策如何定向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考验央行既要控制好低效率的外汇占款，同时又能够发挥人民币积极的作用。
乐观的四大新红利
尽管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但笔者仍然对于发展表示相对乐观。在新常态经济结构中，我们不能再靠政府来刺激经济，造成更多的后遗症，我们要回归经济本源——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
在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的大背景下，我们要追求的是在新常态经济下的新发展模式。因此，不可能再期待两位数的出口，不可能再期待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更多的机会应该交给市场和企业。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中国股市不应该在某些板块上出现局部发力，而是需要投资者去找到好企业。2015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如果能够出现“投资好企业”的格局，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资本市场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会走得更远。
笔者预计，未来中国GDP增长预期依然维持在7.33％的相对低速增长状态，全年度增长呈现下行态势。美国的GDP第四季度的增长受到中国经济和大宗商品低迷的影响，出现一个下行的预期。通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继续保持低通胀的态势，一年后通胀水平有所上升。
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来经济的低迷，外商来华投资呈现出继续减少的研判。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也使得出口额出现下行的态势，这与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中国企业不断通过海外投资替代出口而产生具有“替代效应”的商业模式。综合这些因素也将进一步导致外汇储备减少。
不可否认的是，2015年是痛定思痛的一年。面对笔者上述提到的诸多挑战，实体经济很难在短时间内释放出令老百姓满意的强大回报。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产业调整、产业升级。高回报格局的出现一定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前者依靠的是低收益套利，后者依靠的是智慧中国、依靠的是年轻人、依靠的是竞争力。
2015年，我们会失去旧的人口红利，同时迎来新的四大红利。这分别是：依靠智慧创造财富红利；海外投资替代出口投资红利；资源配置红利；制度红利。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进行职能转变，主要反映在三方面：重视民生问题、角色不错位、职能不越位。政府的角色是监管，应该把市场交给金融家主体、企业家主体。企业的好坏是通过企业本身的优胜劣汰竞争来决定的，对于劣质企业一定要通过法治来采取监管，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从而转移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正规上。
（孙立坚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由本报记者赵怡雯根据其在复旦-ZEW中国经济调查发布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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