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国情、国际经验与经济增长理论等方面综合判断，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与发展时期。有别于1978年改革元年到2012年十八大这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增长方式与来源已经开始且将继续做出重大调整，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进入一个新区间，中位数增长率将明显低于过去30余年GDP的平均增长率水平。
中国有望继续维持高成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从双位数超高速增长率显著回落，国内外企业家、投资人、学者和官员对中国经济近期表现与中长期增长前景普遍有所担忧。从短期看，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徘徊起伏、工业生产增长幅度放慢、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与基础设施投资萎缩，都为中国GDP增长造成不可忽视的下行压力。中长期而言，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与低成本制造业竞争优势、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有限的自主创新能力，意味着中国未来增长的引擎缺乏新的动力与能量，甚至面临可能陷入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目前国内外金融市场看淡中国经济短期景气，担心经济硬着陆，并对中国中长期增长前景有疑问。事实上，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表现仍然将相当出色，并没有合理充分的理由对之感到悲观。通过对于中国劳工市场状况、国内储蓄与资本形成能力以及生产率变化趋势的研究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约在6.5%~7%。如果剔除周期性波动的因素，预计中国在未来10年应可维持7%的趋势增长线，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乐观的结果。
即使与中国历史上的高增长纪录相比较，新常态时期7%上下的增长率表现亦非平庸，因为两个时期经济规模基数与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155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5%，显然呈现巨大的后发优势与追赶空间。在改革开放早期的1979~1991年，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1%。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尽管受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在1992~2000年创造了年均增长10.6%的业绩。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推动的大规模国企与银行重组改革，确保了GDP在2001~2007年继续维持年均10.8%的双位数高速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仍然在2009年~2012年实现年均增长9.3%。作为30余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成果，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中国从一个长期排名世界低谷的低收入穷困国家成功蜕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按照索罗新古典增长理论与跨国实证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初始人均收入水平越低，GDP的增长率就越高。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是在人均GDP水平相对较低的基础上发生的。无论是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率表现相比，还是从国际经验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增长速度的确令人瞩目。然而，相对于在低收入水平上所具备的追赶潜力而言，中国的增长速度又并不令人太过意外。
值得强调的是，在经济总量接近10万亿美元、人均GDP上升到了7000美元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时期的趋势增长线将不可避免地落在经济起飞早期的水平之下。然而，即使考虑周期性因素，中国经济应该可以保持在6%~7%的增长区间内。在其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后，韩国维持了6.7%的年增长率，中国台湾6.6%，中国香港6.3%，新加坡8%。因此，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中国保持6%~7%区间内的增长速度应该没有悬念。
在目前人均GDP的水平上，6%~7%的自然增长率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增长率。维持这样一个速度区间，就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固有的增长潜力，已经没有必要追求从前那样的高增长速度。如果继续期望或者人为追求一个与从前的9%~10%相当的增长率，既不现实，又有害处。中国在新常态下的增长率，不仅在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将是最快的速度，与低收入国家群中增长较快者也不相伯仲。中国在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将继续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与美国共同扮演世界经济增长双引擎的角色。如果中国维持在6%~7%的增长速度，那么在最可能的情形下，中国有望在2030年或者稍早于2030年超过美国经济总量，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增长不再依赖投资拉动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要素密集，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虽然“二战”后东亚经济起飞时期同样呈现了高储蓄、高投资的特点，但中国更为突出。韩国历史上投资占GDP的比率峰值为41%，新加坡46%，中国香港33%，中国台湾31%。中国的投资率远高于东亚地区快速发展时期的历史纪录水平。在2008~2012年，投资拉动GDP增长的重要作用最为明显。在此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高达56%，为GDP增长贡献了6.7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率的72%。
大规模财政与货币刺激支撑了投资拉动模式，但持续高投资率造成了重复建设，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的风险，恶化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失衡的问题。过度投资，尤其是在依靠进口原材料与能源、高排放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重工业比如钢铁与电解铝的情况下，形成了低效率的巨大产能。
在正常市场经济周期中，投资过度扩张主要是因为企业对于未来商业前景过于乐观，以及信贷泡沫所引致。在中国，除了宏观政策因素，国有企业缺乏“硬预算约束”的财务制度（包括利润不分红、股票不回购），国企项目在投资审批制度下享有的优先权，以及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唯GDP至上，是导致投资冲动的制度原因。
中国的投资扩张主要依赖债务融资和高杠杆率。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市场约束力薄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泛滥、缺乏透明度，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差的投资项目，形成严重债务问题。中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新常态时期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深化金融改革，减少投资行政审批，发挥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增加直接融资比重，逐步实现去杠杆化，促进企业并购与产业重组整合，同时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发展市政债市场，增加透明度，强化问责制，从根本上抑制地方政府与国有产业的固有投资冲动症。
居民消费私人投资构成内需主体
中国投资拉动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导致全球与国内经济失衡，不可持续，这一点似乎已经在政策与学术界取得共识。但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产生有效消费需求替代固定投资与净出口，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私人消费的长期动力来自方兴未艾的城镇化和中等收入人群的壮大。中国目前城镇化进程刚刚过半，未来20年将加速推进。预计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人，中等收入消费者将达到8亿人，为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这两个历史性大趋势将刺激公共基础设施、住宅、私人汽车、耐用消费品、医疗教育与文娱服务等需求。以医疗服务为例，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5%，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12.6%和美国的18%。未来10至20年间，中国的这个比例可上升到10%，意味着医疗卫生产业至少扩大一倍。
在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下，财政政策历来重建设轻民生，导致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与债务危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国家财政预算支出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为中心，建立全国性的基本社会保障安全网，覆盖城乡人口的基本教育、医疗保险、养老和失业保险。中国社保体系的改革将为国内居民消费稳步持续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创新是提高生产率的源泉
新常态下实现6%~7%的真实GDP增长，摆脱要素密集投资拉动的传统模式，更加依靠居民消费、清洁环保、创新驱动，这就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必须达到3%~3.5%的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效率显著提升，生产率增长在较长的时期表现非常良好。但是，自2009年来，因为体制改革裹足不前，生产率增幅有较大回落，从4%下滑至2.3%的水平。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如果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再依赖要素密集与投资拉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至关紧要。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创造性的破坏”，即创新，是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量。现代内生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罗默、卢卡斯等论证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生产率与经济长远增长。
互联网是中国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最重要成功案例。中国经济规模与国内市场的宏大、创业人才与信息技术人才的充足，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的逐步活络，加之政府法规与政策环境的相对宽松，使互联网业在中国迅速崛起，涌现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并以互联网的观念、技术创造了巨大价值，刷新和改变了中国经济地貌。
除了互联网，中国在清洁能源、遗传工程、现代农业与食品业等领域，也都拥有巨大发展潜力。
国际经验表明，创新和技术进步需要雄厚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资。中国每年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人数高达两百万，为世界之冠。但人才素质尤其创造力培养方面还亟待改进。中国可以通过国外智力引进，包括吸引留学生归国，进一步活跃创新与创业文化，促进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涌现与发展壮大。中国目前研发投入仅占GDP的1.8%，远低于一些国家3%的研发支出比重，更是远远低于韩国和以色列的5%。中国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现代服务业成功转型，必须大幅增加人力资本和研发创新投入。
在经济新常态下，低垂的果实已经所剩无几。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产生新的增长红利。而改革的当务之急在于大幅减少政府行政审批，让市场“看不见的手”替代政府“看得见的手”，打造公平竞争、透明自由的市场环境。重视人才，促进创业创新，提升生产率，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实现可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作者为春华资本集团主席，本文原刊于《清华金融评论》，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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