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21日讯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表示,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主要时区高效安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配合“一带一路”建设,支持境内机构使用人民币对外贷款和投资。
他还指出,2014年中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很快,未来可能会遇到有风险。他指出,未来可以预见的政策取向包括:一、转变境外资本的流动管理方式,在推进便利化的同时,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二、推动资本的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取消资格和额度审批。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关投资便利扩大到境内外所有合法机构,严格建立QDII;三、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环节下的外债和流动管理体系,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点击进入“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专题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于2015年3月21日—3月2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网全程直播报道。图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发言。中国经济网记者关婧 摄
以下为文字实录
很荣幸参加本次论坛。在我演讲之前,我想说明一下,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毫无疑问是一个政策问题,但是,任何政策可能都有一些理论依据。我在参加这次论坛之前也做了功课,梳理了资本项目可兑换所依据的理论,或者是依据的经济学基础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大概有三条。理解了这样的逻辑之后就可以比较充分地理解现在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和未来可能将走的路径。
第一,任何资源的配置恐怕都有一种自由配置的权利,这是资源的权利。假设我们想象一下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你会发现无非就是金融资源是在更小范围、更大范围内实现自由配置而已。
假设这是一个基本方向,或者我们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资本,无论是官方资本,还是民间资本,是否可以在西部地区实行产权的收购?如果这个概念是成立的。于是在更大的范围之内,跨境的资本流动也应该是符合市场发展或者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第二,任何的资本流动或要素配置都自然而然会产生风险。于是,所有的争论实际上是针对这种风险所展开的。一种,由于它有风险,干脆就别开,或者慢一点开;第二种,由于它有风险,我们就要看这种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是什么。所以我非常同意雅各布所说的有好的资本流动和坏的资本流动。但是,区分好坏是很麻烦的。不妨说无论是好的资本流动,还是坏的资本流动,会造成什么。针对这种可造成的后果,有没有预案?有没有相应的办法;
第三,如果实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它是一个宏观政策问题,还是微观问题。同样,我非常同意雅各布所说的,它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强健的、审慎的、微观的金融体系,包括市场体系和机构体系。它不仅是突然之间某国家货币当局宣布开放或不开放这么简单。
沿着这三个思路出发,就可以理解过去一段时间和未来将走的路径。简单给大家讲三个层面。
第一,大家观察到2014年中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还是挺快的。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单纯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二是特指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开放。有些情况可以说一说,比如2014年我们搞的沪港通,使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进一步便利化、上海自贸区的分账核算单元出台。在今年,我们很可能会推出深港通,在自贸区,特别是上海自贸区,可能有更大程度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事业。这是不是符合第一条逻辑,资本拥有在更大范围内配制资源的权利。
从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的7大类40个资项以外,除了4项以外,我们中国实现了完全或部分的可兑换。这4项是指非居民在境内或者购买发行衍生工具。大家想象一下,中国自身的衍生品市场是否已经发展完备?这可能是国内问题,而不是资本项下的问题。假设我们自己的市场已经发展完备了,那也许主体多元化和市场发展程度的进一步上升是可以期待和理解的。
与此同时,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上,从2009年开始,实验启动了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到了2014年,从贸易结算推到了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也迅速扩大。具体的数据是2014年人民币跨境收支接近10万亿人民币,9.95万亿,占全部跨境收支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到2014年末,RQF试点扩大到10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在1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与28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第七大储备货币。这是第一个层面,大大看到我们走到哪个程度,是不是符合第一条经济学的规律;
第二,肯定有风险,所以审慎的、稳健的、渐进式的安排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因此,我们的做法是未来可以预见的政策取向,大概有以下三条。一是转变境外资本的流动管理方式,在推进便利化的同时,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也就是说首先得明确,不能干什么,或者现在的不能干不意味着未来不能干,但起码有一个审慎安排;二是推动资本的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取消资格和额度审批。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关投资便利扩大到境内外所有合法机构,严格建立QDII;三是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环节下的外债和流动管理体系,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有风险,关于这个风险我们该怎么看;
第三,既是宏观问题,也是微观问题。在微观层面最关键的是什么?除了市场发育、机构发育层面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们要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就是CIPS,覆盖主要时区高效安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配合“一带一路”建设,支持境内机构使用人民币对外贷款和投资。这是商业性的。与此同时,通过CIPS系统可以更加便捷地识别整个资本流动的流量、流向,同时实行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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