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战后金融体系，因为此次会议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所以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2014年10月24日，亚洲21国在北京签约成立亚投行。
有些事件是划时代的，比如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
“岂有此理。”听说英国加入了亚投行，一位日本财务省高官当着媒体也没忍住，禁不住厉声批评。
被认为最礼貌的日本人也失态了，美国更是暴跳如雷，毕竟英国才是他们的“第一亲戚”。一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就谴责英国说，“一直迁就中国，但这并非是与一个崛起大国打交道的最佳途径。”
日美的过激反应，印证了亚投行本身正是一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物：亚洲世纪的到来，而且已经开始加速。
果然，英国之后，3月17日，德、法、意三国也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18日，欧洲最富的卢森堡确认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第5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至此，亚投行初创成员国增至32个。
另外，仍在纠结的还有3个国家：澳大利亚、沙特和韩国3国，他们表示正在考虑搭上“末班车”。
而就在记者截稿之前，日本也软化了态度，3月20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称，满足一定条件之后，“也有可能签署加入亚投行协议”。
英国的对冲战略
跟其他大多数中等强国一样，英国决定实行对冲战略，在中美双方下注
英国为何倒向“红色金融”？日本媒体是这么问的。
3月19日，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吴百纳给了美国一个“留情面”的回答：“亚洲非常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很希望分享在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也希望能在亚投行成立之初，就参与制定其运作规则。”
吴百纳的回答是有背景的。日美反对各国加入亚投行，一个重要的借口就是，多边组织应该具备国际社会已经建立的最高标准。很明显，在日美看来，亚投行还不具备这一“高标准”。
所谓高标准，当然是一个借口。其实，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有着很深刻的内政方面的考虑，尤其是英国将在5月7日举行众议院大选的背景下。
目前执政党保守党与最大在野党劳动党的支持率不分上下，而欧洲经济陷入低迷之后，少数派政党的势头正在崛起。选情胶着之下，卡梅伦政府一个重要杀手锏就是对华经贸。
数据显示，中英年贸易额为800亿美元，还不到中德的一半。在对华经贸上，中英还有极大潜力。3月18日，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发表了2015年度预算演讲，表示将扩充对华出口的支援对策。很明显，加入亚投行正是这些对策中最大的行动之一。
正因为如此，考虑到英国方面在4月份之后将全面启动选举宣传的日程，能提出新方针的时间只能是在3月份之内。
实际上，加强对华经贸关系并非英国一国的策略。英国之后，德、法、意、卢四国跟随，说明了欧洲的危机感。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表示，英国必须在中美两边下注，“对英国来说，这是关系到生存的重大问题。面对中国的崛起，如果伦敦方面不迎合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利益，英国很可能无法登上21世纪的国际舞台”。
美国的反对理由
盟友的纷纷“背叛”与美国的坚守，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分歧在于，加入亚投行是否能为本国带来比保持距离更大的利益
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世界经济毫无疑问的“老大哥”，美国对亚投行是个什么态度？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亚投行的创立是件有益无害的大好事，可是我的‘朋友们’还是就先别去了吧。”华东理工大学金融学副教授孟磊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打趣地说。
孟磊用一个比喻说明美国的心态：“这多像是一条街上新开了一家餐馆，虽然对这条街和住在附近的居民来说是好事，但作为同一条街上已经存在多年的餐馆老板，我不但自己不会去关顾，连我的亲戚朋友们，如果悄悄去了新开的餐馆吃饭，我也得生气。”
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却生动地解释了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美国一直私下游说其盟友们不要加入亚投行，甚至还公开批评作为“特殊关系”盟友的英国不跟美国商量就加入亚投行是对中国“一再迁就”。
究其原因是白宫担心，亚投行将削弱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国际机构，而且会成为代表中国战略利益的工具。美国警告盟友，如果北京当局拥有这个银行的一票否决权，那么亚投行或许将成为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工具。
华盛顿的批评者们还声称，亚投行对于贷款条件和借款者行为的规范采取宽松不一的标准，将导致腐败滋生，并质疑其是否会遵守透明度、信誉度、环境的可持续性及社会保障等国际标准。
而随着以英国为首的欧盟发达经济体先后表态申请加入亚投行，摇摆犹豫了近半年的韩国和澳大利亚加盟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变大。美国和其最坚定的盟友——日本显然已经将对中国在全球金融舞台地位日益重要的担忧表露无疑。尽管两国一再表明，21世纪国际秩序的建立需要中国积极充分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有了中国活跃的表现，全球经济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但是美日至今仍坚持与亚投行保持距离。
美国美中关系研究员Jonathan D. Pollack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获得了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美国和日本显然并未有对此做好足够的准备。
“奥巴马政府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在反对亚投行的建立，只是如今有太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亚投行作出保证。”Jonathan D. Pollack坦言，这是美国最“冠冕堂皇”的反对理由，尽管此外他们还有一些“摆在桌面下”的反对原因。政府官员声称，亚投行的管理过于依赖中国，且仍未展现出管理未来贷款政策和实践的能力。美国高级官员对于亚投行公开表达了担忧，称尽管亚投行确实有助于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中国在亚投行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可能对于未来贷款决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亚投行可能沦为推动中国政策目标的工具，甚至取代或伤害到其他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
然而Jonathan D. Pollack认为，美国对于亚投行的反对理由其实有着巨大的漏洞。“如果其他重要经济体都只选择隔岸观火，亚投行如何才能展示其能力与信誉？”
如今，在奥巴马政府看来，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打破了亚投行除中国外没有其他主要经济体加入的不利局面，这无疑是证明中国在区域性银行的发展上遵从现存国际惯例的最佳方法。
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由于亚投行的制度仍未完全建立，不少国家对于中国是否一家独大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选择暂且在外边观望，英国的加入打破了这种平衡。”
因为英国是G7的成员国，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游戏规则里也就意味着原来以G7为核心的西方国家经济堡垒开始出现裂痕，同时也会让原本处于观望中的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以更多的理由纷纷效仿加入亚投行。
最让美国担心的事情其实是：一旦英国等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将来亚投行在发行债券时就会顺理成章地获得较高的评级，这事实上直接毁掉了美国在经济领域打击他国时的一个重要杀手锏——“评级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评级还将大幅降低由亚投行主导项目的筹资成本，这样一来由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金融主导权将随之被大幅削弱。
盟友的纷纷“背叛”与美国的坚守，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分歧在于，各国对于加入亚投行是否能为本国带来比保持距离更大的利益。欧洲主要国家做出务实选择的出发点在于加入亚投行符合自身利益。正如俗话所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曾经和美国一起“扛过抢、打过仗”的英国，在本国利益面前，果断抛弃美国，毅然做“第一个吃螃蟹”的西方大国。
其实早在去年10月中国牵头发起成立亚投行时，英国政府就多次表示愿意加入。除了国防、能源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英国政府对于商业活动持开放的市场经济立场。在欧美国家中，最先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发行人民币债券，使得伦敦再次成为欧洲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中心。英国加入亚投行是看到了下一轮金融变局存在的可能性，同时在客观上为亚投行赋予了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色彩。
实质是中美竞争
贸易的未来，美国说了算还是中国说了算？美国正在构建一系列高标准贸易规则，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中国
讽刺的是，由于华盛顿的激烈表现，亚投行已经成为了中美经济的新标志。除去美国口口声声的亚投行监管问题，美国实则更担心亚投行会威胁到世行和亚开行的利益，毕竟美国在这两个区域性银行中占据着说一不二的地位。
可是，尽管美国态度坚决，但现在看来，要想阻止更多国家成为亚投行的一员，显得越来越艰难，美国通过鼓励盟友远离亚投行的行为被认为已基本失败。对此，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Gideon Rachman将其称为美国的“外交失败”，并认为“这会让美国看起来又任性又孤立”。
这一看法得到了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张介博士的认同。张介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有机构只能满足亚洲基础建设需求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近年来采取了不同的优先次序。“最重要的是，当前的问题代表着中美竞争中的新冲突。为争夺21世纪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宝座，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竞争。作为现任领导者，美国自然希望中国支持美国70年来一直领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国，中国在无法获得其在现有国际机构中应有话语权的情况下，自然希望打造一个修正过的公正秩序”。
张介认为，美国敦促中国行使与其不断增强的实力相一致的领导力、为支持发展和其他全球目标提供更多资源，这是正确的。“而当中国朝着这些方向前进，就如中国在亚投行这件事中所做的那样，美国却试图阻止中国，这是短视和虚伪的。”
张介对此给出了以下两点考量：首先，奥巴马政府4年来都未能说服国会通过相关立法、以让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IMF中发挥更大作用，尽管这已是其他所有国家的共识；此外，美国还反对亚洲开发银行增资。
“美国的敌意使中国愈发认为美国的战略是遏制和压制中国，这加大、而非减小了中国采取自选动作的可能性。相较之下，英国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明智地选择接受中国的邀请、加入亚投行。”张介说。
除了亚投行以外，中国还是去年成立的金砖四国开发银行的推动力量，并在积极推进规模为400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以便为与中亚国家的经济整合提供资金。
中国这些新举措全都是为了满足一个越来越大的资金缺口，即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据亚投行的直接竞争对手之一，位于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估计，未来十年东亚地区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
美国对在亚洲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经济架构也有自己的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一份正在谈判中的12国贸易协定。结合美国正与欧盟(EU)讨论的那份单独贸易协定，美国的整体战略是建立一套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就知识产权、国家补贴和环保问题设立更高的标准，而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国和美国都存在利益和处理方式的分歧。
“贸易的未来：美国说了算还是中国说了算？”美国《本周》杂志说，奥巴马极力游说国会授权政府推动TPP谈判，成了美国舆论近期争论的热点。著名学者克鲁格曼还在《纽约时报》撰文力挺TPP。文章说，克鲁格曼在文中阐述了很多“其他因素”，如该协议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他真正该提却没提的“其他因素”是中国。《洛杉矶时报》则称，中国已成了奥巴马在国会推动TPP 授权的王牌，他的最重要游说理由是：如果不给我授权，今后全球贸易规则就将由中国，而非美国来书写。
如果说美国的“双翼计划”是基于太平洋、大西洋这两大洋而对海权时代的延续，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基于欧亚大陆国家而对陆权时代的重新建立奠定基础。目前，我国高铁和重载铁路技术的日益成熟，一定会加速陆权回归。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铁路、桥梁、公路、机场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亚投行显然可以满足亚洲各国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亚投行也充当着引领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新引擎和推进“一带一路”规划重要推动力的重要角色。一旦东南亚兴起一波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亚投行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将会获得进一步提升，而中国则通过亚投行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而握实整个东南亚甚至亚洲地区的领导权，进而为陆权的全面回归奠定坚实的基础。
“他们觉得中国是他们能说的最吓人的故事”，美国一个反TPP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华莱士说。《洛杉矶时报》说，把推动TPP说成一种能够击败中国的方式，这样在政治上就能正确很多。
日本：最后的盟友
如今，仍坚定不移地站在亚投行对立面的，除了“老大哥”美国，就剩下美国最忠实的“小弟”——日本
日本《朝日新闻》前主编、智库机构日本再建基金会（Rebuild Japan Initiative Foundation）主席船桥洋撰文指出，这不免给人留下了亚太形成两大阵营的印象。一边是中国为首、欧亚多国支持的亚投行阵营，一边则是日本和“大哥”美国，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甚至是全球最主要的盟友，而韩国和澳大利亚又对加入亚投行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这使得日本在这一场博弈中难免显得处境尴尬。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7日记者会上，就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作出了最新表态，日本将对此持“慎重态度”，目前暂时不考虑加入。在亚投行问题上，日本既碍于老大美国的面子，又谨慎地盘算着自己的利害得失。不仅如此，日本深刻明白，亚投行对亚开行具有巨大的威胁。
日本和美国是亚开行的最大股东，分别持股15.7%和15.6%。自1966年以来，亚开行的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对此，财经专业研究人士李宇嘉认为，自1966年亚开行成立以来，9位行长均来自日本，而日本人垄断亚开行行长早就与美国人垄断世行行长、欧洲人垄断IMF总裁一样，已经成为了不成文的惯例。“亚投行的发展很可能直接危害到亚开行的生存，届时，日本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同样采取了世行和IMF的标准。摆在亚洲贫困国家面前的，同样是信用级别、政府透明度、财政紧缩、国企比例等等西方的标准。
但是，谁也没有认识到，哪个洲也不像亚洲，48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差异、历史宗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上的差异是这么大！如果采取西方的标准，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拿到亚行的扶贫款。扶贫款都很难拿到，就别提基础设施投资了。亚开行统计过，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另需近3000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以东亚少数发达国家（地区）为主，亚洲集聚了62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但亚开行无所作为。
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早在去年10月就曾公开表态，不欢迎另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区域性银行。他的原话是：“我表示理解但不欢迎”。
但是最近，中尾武彦突然转变态度，称“已开始（与中方）共享经验、技术和专业知识。实际成立后考虑与亚投行展开合作”。表示愿意考虑与亚投行进行合作，仿佛态度有所松动。
在日本内阁经济顾问伊藤元重看来，“英国和日本不一样，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他认为，英、法、德、意之所以可以迅速作出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因为他们与亚太地区距离遥远，鞭长莫及。他表示，欧洲在亚太区的是远期利益、未来利益。而美国和日本在亚太区深耕多年，在本区有很多现有、既得利益，因此加入一个新成立的国际集团需要更周全完善的考虑。伊藤元重再三强调：“亚投行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快到我们还没看清楚，就需要作出决定。”他表示，欧洲国家愿意赌一把，日美更加保守一点，希望“再等等，看清楚再行动”。
这个“等”是否有个时间节点？“等”到什么内容会迫使日本作出决定？对于这些问题，他的答案非常简单：“等到中国明确其在亚投行所占的份额。”他认为，亚投行虽然是中国领导成立的，但其应该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运作而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来运作，如果中国在亚投行中占了70%到80%的话语权，那么日美将不愿意加入这个中国的“一言堂”。
美国的下一步
现在摆在美国面前的有三个选择：继续抵制、干脆加入、选择忽视。抵制亏本，忽视会被边缘化，加入则考验政治勇气
如果连日本都“叛变”，那么美国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德意志银行纽约分行分析师Catherine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现在摆在美国面前的有三个选择。“华盛顿可以选择继续向盟国施压，直到亚投行保证能够制定出令人满意的治理结构方案。或者，美国也加入亚投行，除此以外，美国也可以选择放开这个议题。”
Catherine表示，选项一显然是一门“亏本生意”，“继续利用美国的政治资本企图劝说其他地区不要加入亚投行，从长期来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Catherine认为，美国在全球社会拥有不可轻视的话语权，这些强大的政治资本不应如此挥霍。“华盛顿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通过权衡来推动美国主导的机构向着美国理想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把心思放在不必要地阻挠中国牵头的区域性银行和发展项目，反对亚投行的行为已经成为美国最沉重的包袱之一，因此是时候作出改变了”。
当然，在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看来，如今看来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美国加入亚投行，这不仅能够让美国参与到亚投行的管理和内部监管事务中，对亚投行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并打消美国对亚投行的疑虑。此外，还有助于美国公司获得公平投标的机会，参与到亚投行的投资融资项目中。尽管让美国现在就态度180度大转变，加入亚投行成为初始意见成员国并不容易。但是，Catherine认为，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美国应该调转方向。“它应加入亚投行，并说服国会提供取得亚投行少数股权所需的小笔资金。美国应鼓励其亚洲和欧洲朋友加入亚投行，以便在中国采取任何不利行动时帮助美国一同加以反对”。
不过，Cathrine也表示，如果前两项美国无法做到，那么对亚投行撒手不管也可能成为一种选择。“那些遭受美国意见压力而无法加入的国家会因此感到释然，让亚投行自由发展”。
之前，由中国牵头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曾在包括赞比亚、缅甸、越南、巴西、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遭遇困境，如果亚投行无法做得更好，不仅是中国政府，其他成员国都会受到影响。“若亚投行能够达到世界银行和亚行的发展标准，美国完全应该乐于看到亚投行为全球金融发展做出贡献。”Catherine坦言，其实美国毋须参与到亚太区域性机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事务当中。
船桥洋也表达了对美国和盟友下一步的指导意见。他认为首先，美国应当保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机构做得更好。“他们应该把更多的资金分配到基础建设投资领域。基建投资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经济崛起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中国着眼于基建的原因”。
同时，船桥洋认为，美国应当对印度投以更多的关注。“作为另一个新兴市场强国，印度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的“亚洲再平衡”策略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印度是否愿意融入“印度太平洋区”。如果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机构和亚行无法比肩中国付出的努力，中国将会质疑美国不再履行对亚洲的承诺，这无疑会逐渐疏远美国与其亚洲盟友。
“更重要的是，一味地抵制亚投行并没有用。这只会证实中国的猜想——美国的亚洲再平衡策略实际上是为了牵制中国。”船桥洋表示，如果美国忽略亚投行，将可能在亚太事务中被逐渐边缘化。“美国和日本应该搁置自己的保留意见，趁着还能加入的时候加入亚投行。”
亚投行还将给予现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更多的动力进行管理的改革，给予新兴市场国家更大的话语权。除此以外，船桥洋还补充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实现现代化和与中国开展合作，可能会带来双赢。“它将会为亚太区带来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同时，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一个促进地区和平和快速增长的领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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