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富管理市场起源于欧洲，经美洲过渡到亚洲。研究发现，制度保障是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漂移的内在机理。
作为财富管理的主要工具之一—信托制度或家族信托业务，发端于英国，发展于美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兴起。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国民财富增长均发生翻天覆地变化，高净值乃至超高净值客户规模日益增长，第一代“富人”的财富管理需求不再是简单的金融产品买卖，而是需要量身定制的综合化的金融及非金融解决方案以满足其事业与家业、生意与生活的各层次需求。
经历了30多年的财富快速积累期后，中国“第一代”富豪已经进入了世代传承、家业交替的历史时期。从财富规模和财富人群的社会学特征来看，当前中国正开启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转移运动，在知名企业家、顶级富豪的示范效应之下，无论是积累型的“守成”客户还是仍处于创富阶段的中小企业主，对财产传承和保障的关注度正创新高，家族信托等家族财富管理业务在国内市场应运而生。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21家信托机构和14家商业银行参与家族信托业务，家族信托规模约为441.84亿元，以此为基准展望2020年，家族信托业务保守规模可达1640.5亿元，乐观测算可达5.05万亿元。羽翼渐丰的中国家族信托市场将在老龄化时代的财富管理大格局中振翅高飞。
鉴于此，北京银行联合北京信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日前联合撰写发布《中国家族信托行业发展报告（2016）》，旨在全面梳理家族信托业务发展现状，剖析其市场缺陷、制度障碍，并给出制度、政策和行业发展建议。
全球财富管理聚焦亚太，且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业务的盈利增长点在亚洲。
波士顿资讯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到2020年，全球私人财富管理市场的总规模将达到224万亿美元。分地区来看，北美洲的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最高为76万亿美元，排名第二的是亚太地区（除日本之外），其私人财富规模将达到59.8万亿美元。如果把日本包括在内，亚太地区将有望在2020年后很快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私人财富总额最大的地区。
麦肯锡先前发布的全球私人银行调研报告数据显示，西欧市场私人银行业务的收入下降成本持平，由收入和成本之差所得的私人银行业务利润水平下降了1个基点；北美市场的成本和收入双双下降，但成本下降幅度高于收入下降幅度，所以北美市场私人银行业务的利润水平小幅上涨2个基点；亚洲市场私人银行业务不仅收入水平上升，同时其成本也在呈下降趋势，在此双重动力下，亚洲市场的盈利水平提高了6个基点。
同时，中国富豪数量增长迅猛。据瑞士信贷《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其中百万富翁的人数已超过100万人，个人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高净值人士多达12万。与2014年相比，中国在2015年的新晋百万富翁为15.2万人，增速仅次于美国。
国内家族信托市场的机遇有三：一是居民可投资资产中金融产品/产品转化的提升空间巨大；二是福布斯百富榜中正在或已经完成传承的家族企业占比不足40%，家族企业治理将成为家族信托应用的下一片蓝海；三是与潜在家族信托客户息息相关的不可抗力风险、宏观风险、微观风险乃至家族风险亟须防范。
据测算，2015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的波动区间下限和上限分别为149万亿和212万亿元人民币，中等情形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181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的波动区间下限和上限预期分别为356万亿元人民币和474万亿元人民币，中等情形的可投资资产规模为415万亿元人民币。尤其是2015年181万亿的中等可投资资产规模中，非金融资产占比35%，储蓄存款占比30%，一级市场投资比例为8%，余下的27%为居民金融产品的投资规模，这表明居民可投资资产中金融产品/服务转化的提升空间巨大。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创富与聚富者正面临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与事业代际传承。北京银行与惠裕家族智库联合发布的《中国80后&90后家族继承人调查报告》揭示，从代际构成来看，中国第一代的家族信托目标客户多数是“50后”与“60后”，其经历了特定历史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普遍呈现独生子女家庭特征。另一方面，其下一代—“80后”与“90后”的婚姻状况的稳定性堪忧。“创富者”和“继富者”在生活阅历、事业兴趣与身份安排国际化方面亦存在较大代际差异。
国内家业治理的现状是：第一， 正在或已经完成传承的家族企业占比不足40%，创始人多在60岁以后才考虑传承问题，目前创始人年龄段在70到79岁的10人中还有4人未完成传承。第二，41家已完成传承家族企业中有28家选择家族成员作为接班人，即“传贤传亲比”为三七开。传亲的28家企业中继承人中男性占比较高，仅有8名为女性。
中国第一代家族正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金融风险、产业风险、姻缘与血缘风险“三期叠加”的时代课题。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所有高净值人群在家业经营及家庭生活中均面临上述三大风险及不可抗力的意外风险。家族与家业的重大受损还可能来自于宏观层面的法律、制度或司法风险等，微观层面的市场风险或道德风险等以及家族层面的生存、长寿、婚姻、职业、税务、操作以及破产风险等。
信托制度始于英国，现代信托市场发展于美国。追根溯源，中华文明在5000年的发展历史中，也呈现出源远流长的信义文化，典型案例如春秋时期的赵氏孤儿、三国时期的白帝城托孤。目前，中国家族信托业务发展方兴未艾，正是中国传统信义文化与现代信托制度结合的良好开端。
家族信托的基础资产是家庭财产，而家庭财产的本源是私有化的财产制度演变和家庭演化，如血亲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等。信托制度和财产信托业务肇始于英国，发展成熟于美国。不同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孕育出不同的信托文化，显现出不同的信托事业模式和发展路径，如英国的王室文化、美国的个人主义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等。
事实上，中国的“信托文化”在春秋战国以来即体现在信义之道的精神之中。这一文化与精神延绵至今，典型案例如四川仁寿县宋氏家族自南宋年间即为抗金名将虞允文守墓千年，家族十四代人做到了“宋氏不绝、守墓不止”。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托孤遗嘱—指定监护人和委托管理家产为内容，承担了维护家产和延续家庭的功能，最符合家族信托的要义。三国时期的刘备“白帝城托孤”。其中，委托人是刘备，受托人是诸葛亮，受益人是刘禅，信托资产为家族产业—蜀国政权。此外，刘备委任另外一位托孤大臣—尚书令李严，充当了信托保护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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