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已经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宏观调控工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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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已经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宏观调控工具的选择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8年01月28日 10:16

王建

    重新认识汇率

    如果利率调节宏观总需求的能力在当代新经济格局中被弱化，那么哪个宏观调节工具能取代？我认为首先考虑的应当是汇率。

    在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率的地位之所以特别突出，是因为利率对需求水平变动的影响最大，但这是在内需主导时代得出的经验和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内需在中国的需求增长中仍是主导因素，但外需的增长速度显然更快。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看，2006年为4.5%，去年一季度已上升到7.7%，二季度进一步上升到9.8%，三季度则超过了10%，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今后肯定还会上升。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口占GDP的比重长期在9%左右，日本号称出口导向型经济，可战后到70年代完成工业化的长期内，出口比重最高也只有16%，而中国目前已经达到40%，在未来时期进入到前面所提到的承接发达国家重工业转移时代后，出口比重肯定还会上升，可见外需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已经与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完全不同了。而正是由于外需在中国需求的边际变化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就使汇率在调节中国总需求水平方面，以及对国内通胀率的影响与控制能力方面，可能替代利率的地位。

    具体地说，由于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巨大外部需求，而提升汇率是出口企业的减收因素，出口企业为了维持原有利润就得提高供货价格，这样就可能使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发生转移，从而达到紧缩总需求扩张的目的。然而在长期内保持较低汇率水平，是中国获取更多新全球化利益，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重要条件，因此过快或过多地让人民币升值，从长远看对中国并不是有利的选择。但若因外需增长过快，过度拉升了中国的通胀率，导致中国内部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强，提升汇率就是抑制国内通胀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所以从新全球化时代所构成的新环境看，人民币汇率的提升速度必须把握在不显著快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汇率上升速度的水平上，并兼顾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就是平衡中国的全球化利益与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关系的核心。

    重新认识通货膨胀问题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由于在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与当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格体系差距，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市场的力量要纠正这个差距，所以主要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内出现较高通胀率就会是一个长期趋势。提升汇率是抑制通胀率的必然选择，但会使中国丧失新全球化利益，所以是让汇率较高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有利，还是让通胀率较高对中国的长期增长有利，就必须进行选择。

    以往的经济理论通常认为，年均不足1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可以定义为“通缩”，1～3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是合理通胀，超过5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是显著通胀，10个百分点以上是严重通胀，而若到几十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恶性通胀了。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价格水平差距，即便保持10%的通胀率也要30年左右才能与发达国家拉近价格水平，所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长期内出现6%～8%之间的较高通胀率，可能是一个新全球化时代的特有现象，也是中国为了享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代价。不仅是在中国，在其他能够享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国家，目前都在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物价上涨率。例如印度，200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8年来最高点，为9.2%，而去年前10个月的通胀率也上升到了6.7%，并不比中国低。近年来俄罗斯和越南的经济增长率也显著提高，去年前10个月前者的通胀率为10.8%，后者为8.1%，更高于中国。所以在新全球化时代，通胀率的合理水平至少在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新全球化利益给予中国的是更快的工业化速度，也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这也等于是要求中国的宏观调控当局，要在保增长还是保物价方面进行选择。在去年以来的通胀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实际消费增长率并未因通胀率趋于严重而下降，而是保持在一个与2006年大体相同的水平，即12%左右。物价的上涨只是提升了名义消费额，而没有减少实际消费额，例如去年11月份虽然CPI指数上升到6.9%，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也随之提升到18.8%，实际消费增长率还是12%。这个现象说明，只要有经济高增长的支撑，我国居民就有抗拒通胀的能力。可见，保增长比抗拒通胀更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通胀率越高越好，汇率越低越好，而是说，应在经济增长所支撑的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持较低汇率和容忍较高通胀率，而宏观调控的艺术，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点。

    对中国来说，通胀率的长期上升还有国内因素。直到2030年中国才会到达人口高峰，但耕地面积却已经到必须保住18亿亩才能满足中国人口基本食品需求的边界，所以可用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供给已经十分有限。而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就决定了中国食品价格的长期上涨趋势，目前出现的由食品价格推动的物价结构型上涨仅仅是开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在内外部环境变化当中的中国合理物价上涨率，而那些把物价上涨看成是短期现象，以为用宏观调控工具还可以把物价上涨在长期内压到3%以内的认识，可能都会在未来的实践面前碰壁。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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