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到这样的一个有趣现象：一个国家工业化及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形成是升值的“临界点”，只要经济竞争力真正建立起来了，升值才是一种必然过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发展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阶段(中等发达或发达阶段)，汇率大幅升值了最后也会大幅贬值。日元、韩元升值都发生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所以尽管大幅升值后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波动，但基本都不伤元气。相反，汇率市场化及汇率大幅升值远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会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和冲击。升值的顺序不同，结果也明显不同。用贸易顺差扩大来判定一国货币是否升值是不充分的。因此，这不过是一种外在的优势。
另外，还有一个顺序问题，即金融发展的顺序问题，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在先，而作为国际金融工具的汇率改革和发展应在后，或者至少是利率市场化在先，汇率市场化在后。就目前来讲，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发展阶段两方面都不具备汇率大幅升值的条件，最根本的是人民币升值缺乏长期竞争力的基础，汇率升值(无论是缓慢性的大幅升值还是快升值)都将会影响到工业竞争力的形成。
因此，认为外汇储备增长太快是导致当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外贸顺差太多又主要地影响了外汇储备增长太快，这是由于汇率长期过低所致的。这样的“显示”论不仅没有道理，而且是一种很奢侈的想法。相反，尽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汇率稳定将是一种最佳选择。
货币问题根源论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毫无疑问，近几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有相当大的关系。2003年新增外汇储备对全部运用资金的贡献率为28.4%，2004年2005年分别上升到48.5%和46.4%，不过今年前5个月有所下降，为27.7%。这说明，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作用在减弱，这也说明通过升值来减少货币流动性的必要性在降低。
不过，近几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关系不大，但与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不断趋强关系很大。我国每年新增的外汇储备主要有三部分构成：一是贸易顺差，二是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三是海外游资及其他资金流入。2002年以前，外贸顺差与FDI合计占新增外汇储备的比重一般都超过100%。2003年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比重降至40%至70%。其中，贸易顺差所占外汇储备增加的比重，在2003年至2004年平均为17.8%，不过2005年则再次上升到40%以上。这说明，外贸顺差增加不是外汇储备增加的决定性因素，FDI更稳定，新增外汇储备中增长最快的是海外游资及其他资金流入。该项资金占外汇储备新增量的比重，2004年猛增到55.1%，2005年下降到了22.3%。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1222亿美元，其中外贸顺差和FDI占了26.5%比重。我们认为，升值预期及国内房地产投机导致了海外游资的大量流入，因此现在是到了应尽快减弱人民币逐步升值预期的时候了。所谓升值能根本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是夸大其词的，实际上反而会促进海外资本的投机趋向。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到了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了。我们的思路是要坚定地避免升值，既不能搞慢升值，更不能搞急升值，升值不能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投资过热及结构失衡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幅升值的机会还没有到来。在工业化未基本完成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未完成时，采取逐步升值或快速升值的政策将增加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且阻碍产业竞争力的形成。
但要缓解外部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外要传递这样两个坚定的信息：一是人民币在现阶段缺乏大幅升值的基础，保持较长时间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之一；二是我们可考虑承诺增加汇率调整的灵活性，但必须保持在可控、有限的范围内，如规定5年内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不超过10%，而且不会只朝着一个方向浮动，可升可贬，应根据经济增长波动和国际形势而定。
对内来讲，也要尽快减弱升值预期，而且可选的替代升值来解决投资过热及结构失衡的办法有很多，如逐步小幅升息、合理调整外贸外资政策、加快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及打破行政垄断、积极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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