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保险业准入门槛高，大幅调高车险费率对消费者不公平    

    对保监会的新规定，人们不免要提出质疑：既然是市场经济，怎能强买强卖?既然不准拒保，政府又怎可限定价格?其实，只要我们深入分析保险市场，就不难理解保监会的用心。经济学上以厂商的数目、产品的差别程度、厂商对价格的控制程度、进入一个行业的难易程度四个尺度，将市场竞争由强到弱分为四类：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政府对不同的市场，实行不同的管控措施。一般说来，竞争性越强的市场，非市场因素越少，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市场调节功效大，政府不需对它做太多监管。反之，竞争性越弱的市场，非市场因素多，市场调节的作用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形成市场失灵，对这类市场的管理，就得政府多费心了。比如，垄断厂商利用其对资源或产品的垄断，获得垄断利润，这对其他厂商及消费者而言，显失公平。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市场公平及效率，政府会对垄断企业强化监管。当前我国的保险市场，竞争并不充分。保险公司主宰市场，呼风唤雨，而消费者却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政府对保险公司定价予以限制，是在为消费者主持公道、打抱不平。

    相对于其他一些行业，保险业的门槛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成立一个普通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至多为50万元。但保险业仍实行审批准入制，内资成立保险公司，注册资金不得少于2亿元。外资要设立保险公司，条件更苛刻，至少有连续 30年的经营史；在中国设代表处两年以上；而且在递交申请的前一年，公司总资产不得少于50亿美元。如此一来，保险业就成了有钱人才能开采的“金矿”，成了都市里的“富人区”，令普通投资者望尘莫及。此外，随着经济的增长，保险将和老百姓的关联日益紧密。衡量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程度，有两个指标：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保险密度(人均年保费支出)。2004年，我国的保险深度是3.4%，保险密度是41.5元，这和2004年的世界平均保险深度8.14%、保险密度502美元相比，差距还很大。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保险学会组织了“中国50城市保险市场调研”。调查发现，只有4.5%的居民购买了商业保险，人们不愿购买保险的原因，主要是对保险的认知有限、对代理人的纠缠和虚假承诺很不满意；有1/3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随着保险市场的完善，将会通过保险来降低压力和转移风险。这表明，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是很大的，负责《我国保险供求变动及总量预测》课题的魏华林教授，对未来5年中国保险业的增长情况做出预测：“十一五”期间，人身保险的平均增长率为1 5.6%，财产保险的平均增长率16.9%，平均增幅为16.2%。以上分析表明，保险市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都会是一个卖方市场。由于业内竞争不充分，如若再任其自行涨价，消费者无疑是吃亏受损的一方。

    保险业在国内投资者眼中，目前还是香饽饽。中远集团投资平安保险六年，投资回报率超过400%，年均投资回报率超过60%；2001年首钢投资1.8亿元，组建生命人寿保险公司，2003年其所有者权益增至2.75亿元，两年内其资产增值达52%。这与年均利润率不足10%的多数行业相比，保险业算得上暴利行业。而这种暴利的形成，也与行业准入的高门槛有关。根据利润平均化原理，若某个行业的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投资者会竞相投资该行业。一方面，使该行业供给增多、价格降低；另一方面，使该行业的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总成本上升。受降低价格和提高成本两方面的挤压，行业利润率必然下降，并最终趋于利润的平均化。但是，保险业的高门槛，就像一堵无形的铜墙，阻挡着外部的竞争，护卫着业内的高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既坐收高利，又自由加价，这对其他企业而言，显失公平。

    表面上看，保险业的成本增加，似乎是保险加价的一个理由。其实，保险业务的总成本，是由赔付支出、佣金和营业费用等构成的。一般说来，保险业的佣金和营业费等费用之和，不得超过2 5%的临界点，如果超过了这个临界点，就表明保险公司费用偏高，要加强成本控制。当前，不少保险公司的车险费用过高，是市场的不规范竞争引起的。比如，现在有很多保险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不惜用高回扣来换业务。某些保险公司给车险代理人的佣金比例。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8%，达到了20%，甚至40%。加上正常的10%—15%营业费用，使不少保险公司的车险业务费用，已占到保费收入的35%～ 50%，远超过了25%的临界值。车险费用高而导致的高成本，理应通过加强自身管理、减少成本支出来消化，而保险公司却想通过提价转移给消费者来承担，对此，政府监管部门自然不会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的。

    二、保险是一种服务承诺，靠减少车险赔不是可取之策

    想提高车险利润，“开源”(提高费率)不行，那么“节流”(减少赔付)是否可行?抬高理赔门槛，减少理赔金额，也非可取之策。保险和一般的产品不同，它是一种服务承诺。保户最看重的，就是理赔服务的质量。保户不出险时，和保险公司也没太多联系，一旦出险了，就希望保险公司能及时、足额的理赔。保险公司该赔不赔或惜赔，都会引起保户不满。一旦保险到期，就可能就转入他人门下。对保险公司来说，没有客户，意味着利润源枯竭，这远比利润低更可怕。客户的大量流失，将是灭顶之灾。因此，想通过减少赔付来增加利润，无异于拾银丢金，因小失大。

    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所谓信息不对称，指市场的一方无法知晓另一方的完全信息，或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表现有：保险人难以获知投保人的投保动机。保险标的风险程度、风险防范措施等，而投保人却了若指掌；往往是那些风险大的人，愿意参加保险；投保人保险后，往往会放松警惕，降低风险防范意识。故而，保险市场里，保险人处于信息劣势，被保险人处于信息优势。也正因如此，不少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便动起了歪脑筋。2003，深圳人保通过独立调查人，随机抽取了40个车险赔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这40个案件中，有 1 7个假案，10个应拒赔，真实合理的赔案仅1 3个。这是对已赔案件的调查。被深圳人保查出的骗赔或拒赔案，已不在其列。也就是说，深圳人保每受理的3件理赔案，就有2件以上被人当成“挣钱”之手段。有消息报道，北京有3个“成气候”的骗保村。其中一个“村”，在公安部门几天的调查中，就查到了21名涉案人员，骗赔200多起，诈骗金额总计300多万元。据估算，2003年，北京共遭遇近1 0万起骗赔案，如果按案均1000元计，骗赔让京城保险公司损失上亿元。骗赔现象如此之普遍，不得不令人深思。

    也许有人会说，我国诚信制度未建立，公民自觉度低，故而骗赔案多。那么，在市场经济发达、诚信制度完善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9·11”事件后，美国保险犯罪管理局发现：面对巨额的保险赔偿金，很多人铤而走险，利用虚假保险合同、收据，对没有遭受损失的车辆、虚假伤亡、不存在的资产要求索赔。2002年，纽约警方抓获了一汽车骗保团伙，该团伙通过蓄意制造车祸。伪造交通事故、扩大事故损失，填报虚假医疗证明等手段，从当地保险公司骗走了300多万美金，使每个纽约州人每年的汽车保费增加了300美元112)。面对利益的诱惑，诚信制度也会很无奈。理赔欺诈的病症，还需另觅良方。制度经济学指出，好的制度会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使干坏事的成本高到了不划算的程度，坏人便会望而却步，有惩恶扬善之作用。坏的制度不惩恶，钻空子者往往能得到丰厚回报。当遵纪守法者明白这种潜规则后，会想去挣回他的损失，也会试着去违法——好人蜕变成坏人。随着了解潜规则的人会增多，坏的制度就“培养”了一批坏人。所以。要改变赔付率高的状况，建立好的制度，乃当务之急。

    在经济学里，拥有信息的交易方为代理人，不拥有信息的交易方为委托人。一般情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经济学家为解决这类问题。建立了“委托—代理模型”，即委托人制定最优机制，使代理人从自身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使自身利益和代理人利益绑到一起，施行“双赢”战略。“委托—代理模型”的核心，就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针对现今众多的骗赔案，保险公司从约束机制着手，加强对理赔的监管，把好理赔关口，本是应当。监管成本，其实是一种交易费用。车险理赔监管的交易费用包括：监督违约、谈判并对之制裁的所有费用。一位多年从事理赔工作的人员说：”我们知道有很多车险骗赔案，但如果把每起车险报案都当作骗赔案来调查，无论人力、物力、时间，我们都耗不起。”她说的耗不起，就是指交易费用太高。每个车险理赔案件，从出险的事故现场，到车子修好，少说也得两、三天，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通常情况下，一个查勘定损员每天能到5个现场、做5个理赔案件，但在事故多发地区，一个查勘定损员一天可能要做15个理赔案件。查勘定损员毕竟不是公安，既无先进的设备，又无相应的刑侦能力，碰上交通拥堵塞，到15个事故现场都办不到，再要他们去为骗赔负责， 岂不强人所难。提高车险利润，强化理赔监管固然有效，但其巨额的交易费用，使该措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