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厦门大学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联合在北京举行“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 Q M M )春季预测发布会、‘C hinaM acroeconom icO utlook’首发式”，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 Q M M )2013年春季预测报告，公布对中国2013年至2014年共八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价和展望，提出政策建议。
报告认为：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缓慢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外部市场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和继续执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抑制了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不过，上半年起转向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及下半年逐步扩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保证了国内贷款的供给，加快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间投资需求的萎缩。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从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逐步减速，价格水平随之开始回落。从三大增长动力看，在净出口对G D P增长的贡献率为负的情况下，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升高；相形之下，2012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虽然超过了实际人均G D P的增长，但是，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比2011年下降了3 .8个百分点。
因此，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稳定增长，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国内外诸种因素导致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本次发布是C Q M M预测与政策模拟结果的第十四次发布，主要目的有：一、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 Q M M )对2013年和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展开预测；二、模拟分析控制政府收入增长速度，适当减缓目前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并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用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宏观经济影响；三、依据模型模拟结果，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与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宏观预测
2013- 2014年我国经济将稳定增长，但结构调整仍将任重道远
基于全球货币政策环境趋于宽松，欧元区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课题组假定：1 。欧元区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0.2%；考虑到美国2012年第四季度因为国防开支大幅削减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因债务上限的压力，2013年将继续压缩财政开支，假定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为1.9%。进入2014年，欧元区及美国经济增长将有所恢复，预计欧元区经济将增长1%，美国经济将增长3%。2.国内货币政策整体上将呈现“前松后紧”的态势。上半年为应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M 2的增速将提高到15%的水平；下半年，随着价格水平的回升，M 2的增速将会有所降低，全年维持在14%的水平。
基于CQMM的预测结果显示：
GDP增长率预测
2013年，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下降可能促使中国G D P增速回升至8.23%，同比提高0.43个百分点；到2014年，G D P增长率将进一步回升至8.84%。从季度同比增长率看，2013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将下降至7 .8%，之后逐步上升至三季度的8.52%，四季度则可能小幅回落至8.38%。
主要价格指数预测
2013年，由于主要经济体都将持续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中国通货膨胀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强。预计2013年全年CPI将上涨3.11%，同比上升0.47个百分点；到2014年，C PI可能持续攀升至3.88%。分季度看，由于2012年一季度的物价涨幅较高，因此C PI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速将相对较低，为2.32%；之后开始持续上升，直至2013年第四季度达到全年的最高点3.73%。在经过2014年一季度的小幅回落后，可能将在第三季度到达4.22%的新高点。
进出口增长率及外汇储备增长率预测
2013年欧元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下降和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促进中国的进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2013年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12.22%，同比上升4.32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可能上升至17.83%，同比提高13.53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出口增速仅在2013年第二季度可能跌至8.57%，随后在第三季度将达到14.56%，并在第四季度维持在14.32%的水平上；进口增速在2013年第一季度可能跃升至15 .51%，并于第三季度达到20 .38%的最高点，第四季度则可能小幅回落至19.11%。受出口增速提高及2012年基数较低的影响，2013年外汇储备预计可以增长13.03%，同比上升8.94个百分点。至2014年，随着外部市场需求的全面恢复，中国进出口增速将继续上升。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增速预计将达到19.82%；进口增速预计将达到21.39%。外汇储备在2014年将可能增长9.18%。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
2013年，按不变价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预计为11.14%，同比上升3.49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18.47%，同比下降2.32个百分点。2014年较大的通胀压力及相应的加息预期将使固定资本投资需求有所回落。但是，得益于加速的城镇化进程，城镇投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按不变价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预计为8.67%；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20.08%。
消费增长率预测
2013年按不变价计算的居民消费总额预计将增长7.61%，同比下降1.79个百分点；预计2014年将回升到8.33%。2013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8 .27%，同比上升5 .61个百分点；2014年预计将下降至16.32%。
模型预测的结果表明：
1.尽管存在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2013年中国经济仍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G D P增速将比2012年提高0.43个百分点，达到8.23%。虽然外部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2013年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CPI可望保持在3.11%的水平。经济的稳定增长态势为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及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
2.2013年欧元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下降和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促进中国的进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国内城镇化的推进将促使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平稳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也将有利于保持消费的平稳增长。但是，短期内国民经济支出结构中投资仍将维持较高的占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要推进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使之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促进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高度重视，下大气力，而且非经较长时期的持续努力难以明显奏效。
政策模拟
控制政府收入增速，增加居民收入，既不影响经济增长，又可改善经济结构
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比(居民消费占G D P的比重)持续下降是中国近十多年来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最重要的表现。尽管过去两年来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和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平稳增长，但是，投资比重过高、最终消费比重偏低的总需求结构至今尚未实现根本性改变。2012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升反降，较2011年下降了3.8个百分点。这说明，扭转多年累积形成的“两高一低”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绝非短期就能大见成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需要多方面的政策调整，长期努力。
分配决定支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改变目前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的根本措施。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有两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值得关注、需要调整：一、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二、居民内部不同收入组别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
课题组认为，控制政府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保持适当比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调整现有国民收入结构失衡，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政策切入点。
基于以上认识，课题组应用C Q M M模拟分析了控制政府收入增长速度，适当减缓目前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用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宏观经济影响。
课题组设计了两种情形：
1.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平均地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2 。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转移给占城镇人口20%的低收入者以及占农村人口40%的低收入者。
进行情景模拟的基本假设为：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政府控制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使其每年比原有实际增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2007-2012年的财政总收入将因此依次减少417.2亿元、1047.1亿元、1769.0亿元、2857.4亿元、4436.7亿元和6018.9亿元。受此影响，从2010年起，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将分别降低0.7、1.0和1.2个百分点，整体比重略微回落到占G D P的21%左右。
模拟结果显示：
第一，如果政府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将由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的方式平均地转移给全体城乡居民，可以提高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从而弥补了因财政支出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长速度将基本保持平稳略有上升的趋势。
第二，居民消费占G D P比重上升，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占比下降，总需求结构将因此得以改善。这表明控制财政收入增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仅可优化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而且可以促进总需求结构的调整。
第三，扩大进口需求，降低出口增速，净出口小幅下降，贸易顺差因此缩小。
第四，如果将减收的财政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组城乡居民，城乡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将有较大增长，从而降低投资，扩大消费，改善总需求结构，提高经济增长。
政策建议
控制政府收入的G D P占比，降低居民税负，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政策模拟结果说明，适度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并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方式———减税或转移支付———转移给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消费，降低投资比重，扩大进口，降低出口，扩大内需，缩小贸易顺差，宏观经济效果良好。
由此，课题组的政策建议有二：
一、适度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二、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方式———减税或转移支付———转移给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不仅可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且还可缩小居民部门内部不同收入组别间的收入差距。
在现今情况下，这一政策建议不仅现实可行而且是有必要的。
关于提高中低收入组城乡居民的收入，缩小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中国目前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2012年)的情况下，其政策必要性是可以得到认同的。
课题组认为：
一、适当降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控制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手段之一。
显然，财政收入增速与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在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已经过大至少不低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适当控制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速，使之与G D P的增长速度一致乃至略低才是必要的。
200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长，财政基数大幅度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34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1.72万亿元，增长了8.75倍，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9.8%，高出同期G D P增速约9.8个百分点。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2000-2012年间，中国财政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约为15.0%，平均高出同期G D P增速约5.0个百分点。2000年，财政收入占G D P比重约为13.5%；到2012年，该比重上升到22.6%，年均增长约0.75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预算内财政收入目前仅仅是中国政府实际支配的财力资源的一部分。根据估算，即使忽略地方政府的土地金融收入(即地方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所获得的贷款等)，中国政府实际所能控制支配的收入总量也远远大于财政收入，它在2006年就已经超过当年G D P的30%，在2010年甚至达到了当年G D P的37%。如果从比重变动趋势来看，近十年，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各发达国家及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收入占G D P的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国的税负占比则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
此外，在支出方面，以2007年为例，美国约40%，日本约60%用于转移支付项目，是同期中国的2.14倍、3.27倍；美国、日本的政府再分配支出占G D P比重为12.4%和20.7%，分别是同期中国的3.1倍和5.2倍。
过多的财政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用于维持政府运转，用于公务开支，势必导致政府规模过大，侵蚀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政府公务消费过多，容易导致浪费，滋生腐败，降低政府所支配的财力资源以至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及利用效率。
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必须重视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国民收入分配比例。
中国最近正在进行的税制体系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
2011年，中国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四大税种的税收收入约为4.74万亿元，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52.9%。如果加上进口产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间接税收入约为6.10万亿元，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68.0%。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税收收入合计约为2.39万亿元，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26 .7%，其中，房产税仅占到全部税收的1.23%。
这与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构成形成鲜明对比。2011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的财政总税收预算为3.63万亿美元，属于个人直接缴纳的税收比例高达75%，而消费税等间接税种占比仅在5%左右。由于间接税主要针对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往往会被生产者或销售者向下游转移，导致税负主要或完全由最终消费者承担，加重了消费者负担。因此，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间接税占比越大，直接税占比越小，越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提高居民消费。
提高直接税比重存在多种路径，不同的路径可能导致居民税负水平的不同变化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通过模拟不同税负水平下，直接税比重变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可以发现：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调整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与税负水平相比，税制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的作用较小。如果直接税比重上升是以税负水平增加为代价的话，提高直接税占比将很难弥补税负水平上升对居民消费的负作用。因此，在财政收入占G D P比重，尤其是总体税负水平没有下降的情况下，以提高直接税比重为导向的税制结构调整将难以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因此，在实行税制结构调整的同时，必须逐步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方能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关系，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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