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上礼”、“随份子”为名义的礼节消费名目越来越多、标准越抬越高，动辄数千元的支出使群众负担越来越重。专家分析认为，除了文化习俗、攀比心态、身份认同等因素外，少数官员腐败和富人炫富的不良带动效应也是群众礼节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应当通过宣传教育、严肃法纪等手段，由党委政府、个人和社会组织形成合力予以遏制。
“份子钱”让城乡百姓“伤不起”
在安徽合肥一家本地论坛上，市民纷纷晒出2012年日常开支账单。通过粗略统计，半月谈记者发现，这些普通市民的人情支出费用在3000元到20000元不等，多数集中在4000元到5000元之间。这些费用少于房贷或房租，但多于水电杂费、交通费、子女义务教育费等。有网友惊呼：“除去房贷，‘份子钱’也伤不起！”
提起人情消费，亲戚朋友较多的河南省潢川县西太平村农民陈琴直呼“受不了”。今年以来，她家有5户亲朋办事，上礼已花去1100元，春节期间走亲戚又花去两三千元。“我家每年收入也就3万元左右，上礼就得花掉大几千块。”她抱怨说。
半月谈记者在山西、安徽、吉林、河南等省的十多个市县采访时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城市工薪阶层年人情消费普遍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农民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山西太原某企业职员王海银感叹道：“目前，人情消费已成为继住房、教育和医疗之外，压在人们身上的新一座‘大山’了！”
据有关人士分析，当前城乡居民礼节消费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名目愈发繁多、范围越来越广。多地基层群众反映，早些年只有直系亲属家庭发生婚丧嫁娶、乔迁等大事时才去上礼，现在上礼范围已扩大到领导同事、普通朋友，有的甚至只有一面之缘就发请帖。收礼的名目也增加了孩子出生、满月、百天、12岁生日、考学、参军、36岁生日、新店开张、生病住院、升迁调动等等，在个别农村，甚至猪牛下崽都办事收礼。
二是标准越抬越高、支出越来越大。晋吉豫等地一些农民表示，过去亲戚办事，买点油条、提包挂面、割块猪肉意思一下就行，现在全是拿现钱，标准从过去的五块、十块，增至一两百，有时甚至上千元。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1年发布数据显示，我国户均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7.9%，农村家庭则高达11.4%。
三是影响越来越恶劣。一些基层群众表示，礼节消费不仅加重了生活负担，还败坏了社会风气。部分城市居民因此成为“月光族”，一些贫困农户为此减少生产投入，甚至返贫。此外，部分群众办事场面宏大，特别是一到节庆假日，城市酒店门外拱门林立、锣鼓喧天，助长了浮华奢侈之风。
传统习俗影响异化，腐败炫富不良带动
有关专家和基层群众分析认为，城乡居民礼节负担过重成因复杂，传统文化习俗根深蒂固是其一。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说，中国几千年已形成“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等传统文化习俗，人情交往也是群众维系和沟通感情的纽带，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后官村农民魏贵军说，老百姓都讲“宁肯欠人钱，不可欠人礼”，有时候就算家里没钱，出门借也得把礼金随上。
“攀比风”等不良社会风气影响是其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尹志超教授说，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受与自己情况相仿的人群影响，表现在居民人情支出上，就是向支出最高者靠拢，形成了不顾自身实际的“攀比风”，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现在大家惯于用金钱的多少来表达感情亲疏，渐渐偏离了礼尚往来的初衷，也表明当前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同步。
部分群众通过礼节消费寻求地位认同是其三。尹志超说，当前“熟人社会”和“圈子社会”的特征愈发明显，因此居民若不参与人情支出，便会被排挤，不易处理社会关系。此外，一些圈子的划分依据之一就是人情支出的等级水平，一个厚实的红包往往会强有力地传递出送礼人财力殷实的信号，从而帮助其被较高的社会阶层所接纳。
少数官员腐败和富人炫富的不良带动效应是其四。谭克俭说，尽管各级党政部门三令五申，但仍有部分官员和公务人员热衷于搞生辰庆典、子女嫁娶追求大排场等，有人更借机敛财，一些富裕人群也喜欢大操大办、极尽奢华能事。这些行为不仅带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加重了普通群众的攀比心理，进而抬高礼节消费整体水平。
狠刹“腐败式”人情，倡导文明新风尚
人情往来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既不可能消除也不应该消除，但必须通过党委政府、个人以及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遏制人情消费的扩张，减轻由其带来的城乡居民负担。
专家建议，要进一步严肃党风政纪，狠刹“腐败式”人情往来。党政部门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切实减少请吃、拜访等活动，率先垂范。进一步完善公务人员婚丧嫁娶规模申报等规章制度，加大对相关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并向社会公布，起到警示作用。
加强文化建设，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和谐互助等风尚，减少群众人情消费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专家认为，各地应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摆在更突出位置，呼吁和宣传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在农村和城市社区培育一些类似红白理事会的社会组织，增强“自组织”对群众人情消费的约束和教化。谭克俭说，实践证明，民众对组织性的自我约定比较服从，在减轻居民礼节负担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于1966年成立红白理事会，近50年来一直依靠这一组织约束村民婚丧嫁娶等行为。村支部副书记黄国栋告诉半月谈记者：“这么多年来，村民已形成简单操办婚丧嫁娶的习惯，人情消费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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