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
北京市发改委今天公布《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出租汽车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分析认为，此次价格调整考虑了多方利益，是公共管理决策的进步，但乘客质疑调价是将出租车成本转嫁消费者本身，若要解决这一矛盾点，理应要求出租车公司公开运营管理成本，来释疑争议不断的份子钱问题。
“方案中有针对性的解决打车难问题是公共管理决策的进步，这样的安排十分合理。”针对争议较大的早晚高峰时期打车费用的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接受中新网汽车频道采访时如是表示。
他指出，至于定价是否过高，需要依据实行后的效果来判定。若出租车司机收入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打车难的问题，此方案即是合理。
而钟君也认为，要解决消费者对调价方案的质疑，还是需要出租车公司将运营管理成本公开透明化，出租车公司本身属性是企业，需要盈利，份儿钱不是简单的说高还是低，背后有一个管理的成本作为参照系，公司的份儿钱主要为了做什么，比如说人工成本、车辆购买维修成本，包括管理费等等。
“这样的成本支出为参照系，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成本基础上，加上一个系数，比如8%或者10%就是合理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的情况，科学公平的公开。”他说。
另外，钟君认为，北京出租车电召调度平台仍需完善，以目前的电子信息化水平，形成高效调度平台并非难事，且提前预约时间越早费用应较低。而合乘的形式虽好，但由于北京城市道路情况复杂，揽客及交易成本等问题，实践起来仍比较困难。(吕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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