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投资融资体制改革成为解决诸多矛盾的重要环节，虽然政府和各界对消费的重视不断提升，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然而，现有的投融资格局有着许多内在弊端，例如存在融资结构扭曲；资金筹集与运用之间有明显的期限错配风险；存在各种潜在流动性风险。从融资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诸多问题根源在于，我国还缺乏有效的、可持续的中长期资本供给机制。
优化中长期融资结构
在利用财政资金、银行信贷等传统融资途径之外，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模式安排。除了规范运用包括信托在内的“影子银行”机制进行融资之外，在纯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的政府投资领域，还可以运用多种项目融资模式来充分调动各方资金，例如BOT模式、BT模式、TOT模式、PPP模式等。
就优化中长期融资结构来看，出发点是要创新和运用中长期债权性资金支持。一是理清现有地方投资中的债务问题。对地方政府所能承担的债务，在区分财政预算内与预算外的基础上，予以制度性界定。明确哪些资产收入(如土地出让金收入)可承担多大比重的债务，哪些资产不可承担债务，也不应该简单地把地方国企和自收自支型事业单位的债务划入财政债务范畴，更应该推动包括事业单位在内的地方政府职能市场化改革。
二是完善现有地方债券融资机制，构造一般责任型的市政债券。应该尽快推动包括《预算法》在内的相关制度完善，通过改革现有地方债券，逐渐以试点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的权利，以法律形式明确其偿债责任，建立地方财政的偿债基金，促进地方政府融资的债券化发展。同时，在整顿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的过程中，要借鉴国外规范的收益型市政债券模式，改造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债。注意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防范连带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最后，进一步完善信用评级服务，建立一个功能完全的债券市场，促进企业和高收益债券发行，积极引导外国资本进入。
三是重点打造“中长期债券类银行机构”。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中长期债券类政策性银行，具有典型的开发性、投资性特点，还应该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探索其发展机制，而非简单予以商业化。甚至应该继续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在重点领域或区域，打造新的“中长期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发债筹资为主的这类开发性银行，其业务特点与储蓄类银行有很大区别，应当针对其特点，构建监管、评价和鼓励政策，进而防范短存长贷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此外，对于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业务，也可以根据情况分为政策性和非政策性两种，分别由政府承担部分成本，以及构建以降低期限错配风险、提高投资效率为原则的监管机制。
创新中长期债权性资金支持
除了鼓励企业争取利用国内外交易所市场的股权融资，还应该继续推动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市场发展，使得众多中小企业也能获得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同时，各类基金形式的机构，也能为投资建设提供稳定的金融支持。例如，根据国外经验，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和公益事业等。再比如，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对于扶持高科技企业，促进技术进步和支持新兴工业化投资，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各类基金的发展中，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基金、种子基金等形式来激活市场，但不应该直接控制和经营长期基金机构的发展，以免增加新的投资“越位”行为。
应该说，相对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的是，可以运用结构金融创新来盘活存量固定资产。在中长期投融资领域，目前更加关注负债方问题，而对资产方重视不足。例如，解决地方政府投资的负债问题，除了推动地方债券融资的创新，还可以针对债务所对应的优良地方国有资产，促进资产或贷款交易、资产证券化等创新。同样，对于企业投融资形成的资产来说，也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各类结构化、证券化创新手段，提升长期资产的流动性，打造一个面向企业长期资产的财富管理体系，从而为优化长期投融资结构而奠定基础。
当然，长期资本的供给和投资，最终为了提高企业部门投资回报率，实现投融资良性循环。从增长的角度来说，政府公共投资大多虽然短期内难以用经济效益衡量，但是企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非政府部门的中长期投资，自然应该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顺应市场需求，才能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
因此，整个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基本依托，就是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符合“新四化”要求，不断提升企业部门的边际投资回报率，并且有利于就业提高。对此，一方面需要减少政府过度干预，约束国有资本的低效扩张，放开行业管制，增加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应该在分配过程中避免“与民争利”，严格控制政府预算规模，推进税收和支出结构优化，并且支持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化”，为企业投资效率提升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最后，还要解决行政干预所造成的行业投资回报率差异，改善整体投资环境，而且在运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投资的过程中，要避免扭曲产业与投资结构，而以培育企业主体的自主投资机制为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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