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唯有制度才能扼住投行寻租行为

　　每经评论员 叶檀

　　8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摩根大通因为雇佣中国官员子女遭遇美国执法部门调查,美国证交会与司法部携手调查类似案件,以确认是否存在不公平竞争,是否违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潜规则掀开冰山一角。投行以关系而不是业务能力争取生意已非一朝一夕,8月18日,路透社援引中国业内人士的话称,投资银行在中国雇佣官员子女 “已经有20多年历史”。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指出,各大投行争聘官员子女,作为进入全球最活跃资本货币市场的敲门砖。国际投行雇佣高官,不过是进入中国寻租链条,寻找变现手段而已。

　　《证券市场周刊》刊文指出,这些中国区高管许多是官员的子女,他们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资投行获取中国企业IPO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的任职与否甚至会影响外资投行中国区业务的发展。获得这些项目成为关系与能力的比拼,同样的一二线投行,选择这家而不选择另一家,有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企业之外,其他如南车电气等公司,均有无形之手在背后运作。

　　大投行项目的操盘手背后,往往有可观的家世与可操作的人际交往圈子,不进圈子没有投名状,想获得大项目,机会微乎其微。8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进一步披露,一项内部调查发现,数十名雇员的招聘过程值得进一步审查,调查还发现一些文件显示,一些新任用的人员与某些具体的交易有关联。某银行的高管在为投行辩护之余承认,摩根大通在文件中列明某些人员任用与具体交易挂钩,这似乎超出了业内标准实践。

　　有意思的是,中国引进国际投行,原本是希望引进国际经验,获得大投行、大投资者的支持,没想到国际投行没有改变市场,反而成为“不找市场找市长”的践行者。

　　投行业务已经成为腐败重灾区。在资本货币市场上赢得大项目,通常是大笔进账的一锤子买卖。以百度为例,在美国上市,高盛等承包商瓜分了大约700万美元的佣金,同时获得了40万股百度的期权,有时承销商还拥有原始低价股。以百度当天的收盘价90美元左右算,高盛获得的期权价值2500万美元,截至北京时间9月2日晚,百度股价已经达到135.53美元。

　　根据深交所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在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三个主要海外市场,有401家中国内地企业上市,总市值与流通市值为9548.38亿美元,如果以5%到7%的佣金比例加上其他分销返还等途径,200亿到300亿美元的佣金手到擒来。面对大客户,投行佣金可能大幅下浮,如脸书仅1%,而2006年中行上市约为发行规模的2.5%,下浮佣金是为了获得低价的好公司股票,获争取更多的大项目。

　　佣金收益是国际惯例,没有必要说三道四,可怕的是,投行进入中国利益链条,利用寻租手段游说企业上市、并购等等,或者雇佣官员子女游说掌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强迫企业收购,中国国有大型企业不仅不能获得国际市场的先进经验,还会受到国内权力与国际肥猫的双重绞杀。

　　国内投行靠关系不言自明,与国际投行不同,国内的利益实现主要通过pre-ipo实现,低价得到铁定上市公司的原始股,而后在二级市场套现,来钱比投行的回扣、佣金更直接、数据更大。

　　工业社会初期的人,一提到资本货币市场就会想到市场化,就会想到国际经验,国际投行雇佣中国高官子女的现实给了我们当头棒喝,没有什么市场可以脱离基础制度的建设,可以脱离内部的制约,而轻松地得到高效而公平的法治市场。唯有制度才能扼住投行寻租行为。

　　这一现象,又岂止仅仅发生在投行身上?任何社会,如果主要靠拼爹,梦想也就黯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