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的全球价值链考场

　　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联合国国际贸易与发展会议驻日内瓦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员丹尼尔·朴恩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西方传统的模式具有显著的差别,不仅具有中国改革的战略意义,同时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提供经验,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中国的实践。”

　　急起直追的落后者

　　由于上海自贸试验区情况较为特殊,几乎没有直接的模板和经验可供参考,对此,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先定位,搭好台子再唱戏。上海试点改革应该首先从全球价值链定位开始,“读懂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趋势,明确上海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才能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准确的定位和规划,这是中国试点改革首先要认真分析的。

　　近年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贸发会和许多国家都在重点研究价值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其经济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应充分利用好全球价值链,以提高本国的贸易出口和经济竞争力。

　　而联合国贸发会于今年2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报告显示,全球贸易的80%都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内贸易控制。更严重的是,全球贸易数据中出现大量的重复计算,例如2010年19万亿美元全球出口总额中存在大约5万亿美元的重复计算。对此,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表示,这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非常不利。

　　另外,全球价值链中包含了大量的服务贸易,在全球出口的输入增值中,服务贸易贡献了46%。而服务贸易正是中国的薄弱环节,美国75%的GDP来自服务业,80%的私营部门就业来自服务贸易。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服务业对中国GDP的贡献只有40%左右,这对于任何一个大经济体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上海自贸区对中国金融改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权威消息称,上海自贸试验区功能大致体现在中国在全球投资体系、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袁堂军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可以充分参考和借用新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如TPP)的相关规则,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先做好顶层制度设计,然后展开具体实施方案的制定。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真正能落地的价值链研究成果比较少,着眼于技术问题、具体细节的研究比较多,袁堂军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现在国内对这个自贸区的经济学效果都还没仔细研究,例如,哪个行业能带来最大的综合效益?行业与行业间该如何配套?哪种公司的进入最有利于该行业价值链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些问题我们都还没有详细分析。”袁堂军强调,早期研究对于整体规划和未来长远发展极其关键。

　　以日本作为借鉴教材,袁堂军称,“日本冲绳岛自贸区起步很早,发展了很多年,却始终没有大起色。日本本想利用冲绳岛大力发展离岸贸易,吸引外资,但各方面条件都未成熟,导致从开始到现在都无大的进展,现在又要掉过头发展东京经济特区。”

　　而现在,中国商务部正努力与IMF、WTO等国际组织开拓全球价值链研究。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多次强调价值链分析的难度,他在近期由中国商务部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WTO、IMF、OECD共同举办的“全球价值链与经济结构调整国际讨论会”上指出,“(全球价值链分析)作为一项开创性的研究,理论性和实践性要求都非常高,这项工作不仅涉及核算方法、数据处理等技术问题,还涉及产业、汇率和贸易获益等政策问题。”

　　产业金融的奶酪

　　那么,在全球价值链中,上海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应该关注哪个环节?“技术+金融。”袁堂军强调,中国一定要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金融的核心部分——产业金融。他说:“日本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充分利用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日本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其实是在亚洲,然而日本的企业却纷纷去欧洲。而日本的全球结算货币又是美元和欧元。我的研究数据表明,日本在价值链分工中的金融收益几乎都被美国拿走了。”

　　自己努力做贸易,而贸易金融却掌握在他国手里,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俄罗斯等全球贸易大国身上。日内瓦金融中心总理事长史蒂芬·伯纳德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俄罗斯3/4的石油交易和其他主要大宗商品都由日内瓦负责交易和结算。不单是俄罗斯,全球许多国家的贸易金融服务都由日内瓦负责。

　　俄罗斯最顶尖的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院全球经济系主任罗瑟夫·波利耶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俄罗斯因为缺乏完善的金融系统,不得不把贸易金融业务转交给他国打理,而这种趋势在可见范围内还将持续,因为金融系统的完善不是一日之功。

　　中国在贸易全球价值链中同样处于中低端,尽管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中国算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但目前,中国贸易大量结算和其他金融服务都由其他国家(例如瑞士)负责。“与其说以前中国主动放弃了价值链的贸易金融环节,还不如说根本就没发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价值链产业金融具有巨大的盈利空间。”袁堂军如是说。

　　日内瓦贸易联合会董事斯蒂夫·葛兰博也证实,金融利益是核心商业机密。他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日内瓦作为全球贸易金融中心,最主要的客户就是中国,但具体的金额和金融数据不便透露。

　　技术外溢的效果

　　袁堂军表示,除了提高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金融服务地位,技术外溢效果同样是自由贸易园区最应努力追求的目标。而技术外溢要从产业集聚效应说起。所谓技术外溢,是指外商投资、跨国贸易等对东道国相关产业的各种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等产生的提升效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加速产业配套和产业规模形成。通过集聚形成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公共品”提供平台,才能使技术外溢效果得到发挥。

　　“自由贸易园区最主要的特征和意义,就是通过市场开放,形成规模效应,产生‘金融+产业’的集聚效应。”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而这样的产业集聚效应,就需要打通产业链,使链条各个环节达到最优化配置。

　　“上海自贸区将4个免税区打通,打通并拓展整个产业链,将形成巨大的集群效应。”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如是说。

　　袁堂军分析,按照经济学原理,集群效应、规模效应、产业链的拓展与技术外溢一般相互促进。产业链拓展、产业集群,既要求中外企业进行更深入合作,又促进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融合,技术外溢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必然结果,又是促进因素。

　　而技术外溢效果不明显的典型案例就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虽然表面上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可能也是全球最著名的自贸区,但它们仍然不能成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模仿的对象。“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最明显的特色就是税率低、园区服务好、物流方便,这些都比较容易做到,不是我们制度设计的关键点,它们共同的约束是实体经济的规模,并没能真正参与到与亚洲制造分工的最紧密的环节中来,这是上海必须避免的。中国必须发挥自己制造大国的特色,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吸引国内外的研发中心形成集群,促进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高端递进,提高进一步开放的核心竞争力。”袁堂军说。

　　实体经济的繁荣

　　孙立坚则强调,金融改革和释放内需是园区建设要解决的最关键制度问题。“要成功快速地建设自贸区,最关键的,就是制度改革。其中,金融改革包括汇率、利率市场化、开放资本账户、改革产权制度以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等。如何释放内需,释放中国经济能量,也是园区建设必须推动制度改革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上海与其他自由贸易区相比,最大的优势恐怕就是依靠广阔的中国市场。”

　　然而,上海自贸试验区面临的问题比国外的自贸区要复杂得多,孙立坚分析,“国外自贸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的结果。因此,中国自贸区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一层一层开放,一步一步改革。”

　　对于许多专家担心如何进行金融改革规划的问题,袁堂军认为,金融制度的改革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整体行为,仅仅为了自贸园区来提前设计整体金融制度改革并非必要,实际上也很难做到“局部的提前运作”。因此,在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整体方案成熟之前,可以在园区中利用国际企业的市场行为,从可控的领域开始,从微观层面,一步步开始试验。

　　尽管金融改革不需要提前的“空想”,但规划产业大格局是基础性工作。袁堂军结合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建设自贸园区的经验介绍说,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自贸区建设大爆发时期,对全国100多个自贸区进行了产业集群系统规划,细致到每个自贸区都有自己的专攻产业。自贸园区的金融制度设计也可以从产业入手,先锁定上海的优势行业,集中提供基于价值链分工的,可深入细化到研发、生产、流通环节的专业金融服务,用产业价值链来规划金融改革。总之,配合自贸园区建设的局部金融改革不需要太大、太空、一步到位的规划,而应该从企业、产业价值链的微观层面入手,让金融改革真正围绕实体经济,为企业、行业服务。

　　孙立坚同时认为,“开放”带来“繁荣”有两种形态:一是市场资金追求套利机会所带来的短暂的、高成本的非理性繁荣,往往只停留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局部繁荣;二是“价值链金融”模式的低成本、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理性繁荣 ,中国必须确保上海自贸区不会成为投机冒险家的乐园,确保即使陷入金融危机,也能尽量不损害自己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