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没有以前忙了。”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大型投行的人士对人民财经说。这一年多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并购、发债和企业财务审计,而非像以前因IPO(首次公开发行)项目频繁出差和熬夜加班。
自IPO大门紧闭至今一年多来,约753家企业仍在排队中,不少企业已被迫转道寻求海外上市。投行、本土PE(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普遍受到影响,业务量下滑,降薪减员。“尤其PE,不像证券公司还能干别的,比如创新业务。”前述人士说,由于本土PE主要依赖于A股市场IPO方式退出,如今此门一关,PE投进去就“锁里面了”。
接受人民财经专访的欧洲最大PE公司安佰深全球高级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总裁张曦轲说,“A股IPO流动性比较差,退出机制很困难。过去一年半IPO关闸,出现了这样严峻状态。”随着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推动,未来有望打破这一尴尬现实。但是,“短期还实现不了,是一个中期概念。”前述投行人士认为,假如建立注册制,将导致未来相关机构业务模式的变化。
IPO荒年致投行、PE业务“慌”
根据国金证券2013年三季报,因投行业务受IPO暂停影响,公司前三季度投行业务收入1.03亿元,同比下滑72%。而广发证券2013年前三个季度投行承销业务收入为2.23 亿元,同比下降74.33%。
以Pre-IPO扬名的昆吾九鼎投资公司在今年遭遇急刹车被迫转型,由于过去急速扩张导致积压的项目太多,如今面临难以快速退出的窘境。据报道,在2013年3月IPO核查中,九鼎投资的6家拟上市企业因利润下滑而撤单,成为撤单最多的PE。多个消息显示,许多本土PE迫于压力正在积极寻求新的业务转型,比如参与定增、债券投资业务等。
普华永道此前向媒体透露,今年上半年国内VC/PE交易资金规模和交易数量回落到2009年初的水平。而同时,据报道国内亟待退出的VC/PE项目数量将超过6000家,资金总额将超过6000亿人民币,估算需要20年时间来消化。
“碰到IPO这个时点,没办法。”前述投行人士说,但不能光等,也看其他的渠道。上市的企业多,很多机构在推动并购,对已经上市的公司,做一些行业的整合,像他们公司,发债业务同比上升显著。至于PE,只要能退出,就不会不挣钱,当然收益肯定比以前要下降很多。
不过对外资PE来说,这一影响非常弱,原因是外资绝大多数所投的企业,通过A股退出的可能性很低。本土PE公司还在泥沼之中挣扎时,像美国老牌PE机构KKR却在中国市场频频出手。“近些年中国市场PE投资回报率是高于海外的。”张曦轲说,不过中国本土有成百上千家规模很小的基金,很大程度上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如此投资至少失败的比例或者机率要高一些。
新股发行改革 或改变业务模式
无论是做IPO服务业务的投行还是依靠IPO退出的本土PE,如今这一尴尬现实都与现行新股发行机制有着莫大关系。“大家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对长远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利,也是全球很少见的一种新股发行机制。”张曦轲认为,资本市场是市场机制,很大程度上是使股民逐渐变得成熟。至于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则应保持在持续、平稳和可预见的状态,而不是个案审批或者行政手段这样的影响。
随着十八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建立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未来有望打破现行格局。20日,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首次公开亮相发表主题演讲时透露,未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证监会职能转变、多渠道股权融资体系建设、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等改革举措都将成为证监会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
但是在前述投行人士看来,注册制一年之内是不太可能实现,这是中期概念,因为改变现行繁多的规矩制度相当麻烦。当然一旦注册制建立,这对行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券商投行业务为例,首先注册制建立后,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不仅是量上的绝对关系,也有短时间的相对关系,以及业务环节变化。
比如,“以前新股不愁卖,不需要太多销售能力,一家公司从保荐到承销全做了。未来发行环节就可能有新公司插入竞争,导致公司业务模式发生变化。”这名投行人士分析说。PE也应该寻求更多的退出方式,以及一些新的业务,因为“不论IPO还是并购都变数大,时间也会很长,成本太高”。
实际上新股发行制度本质上市场决定,“其实就是市场化,投资者谁出钱,取决于投资者不是一个政府部门。”该投行人士认为。但是,“长期停滞IPO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状态,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也是会有影响的。”张曦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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