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决定性作用”牵动改革全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将牵动影响改革发展全局。

　　以市场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我理解,提出市场决定性作用,首要目的在于寻求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新路。

　　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是我国的突出优势。无论是从城镇化的内需潜力看,还是从消费结构变化的大趋势看,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初步测算,到2016年,我国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30万亿人民币;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人民币。考虑到消费引致的投资需求,到2020年我国的内需总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人民币,由此成为未来10年保持7%左右增长的主要支撑。

　　问题在于,这个巨大内需潜力要转化为转型和增长的中长期优势,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主要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实现程度。以医疗市场为例,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提出,2011年中国医疗卫生市场总规模为375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突破一万亿美元。其结论是: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医疗市场。这个数字的可靠性如何可以讨论,但全社会的医疗需求日益全面快速增长是一个大趋势。看一看大多数三甲医院比菜市场人还多就是个证明。释放医疗消费需求的主要出路在于:第一,在政府加大公共医疗投入、加快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放开医疗市场,支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健康市场;第二,加大监管,加快形成安全、有序、有质量的医疗市场体系。

　　进一步说,依靠市场力量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需要推动消费主导的投资转型。发展消费型经济,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投资多寡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由市场需求结构决定投资结构,使投资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减少和停止低效、无效投资,增加和扩大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的投资,由此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

　　“市场决定性作用”牵动影响全面改革

　　市场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经济生活领域的市场决定。虽然并不是全部作用,但是它对全面深化改革有重大的影响。

　　全面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不仅仅是指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指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例如,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市场竞争机制等。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能不能由市场决定?我的看法是: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仍然是重要资源。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目的就在于让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政府严格规划和严格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农村土地资源市场配置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从实际情况看,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的某些突出问题,政府规划与用途管制缺乏刚性约束是主要原因。

　　进一步说,“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深化农村改革直接相关。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这些重大信息给亿万农民极大鼓舞,也是广大农民尽快富起来的一个根本性条件。它可以使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进城,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有条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当然,这很复杂,需要选择有条件的地方试点,但不应当以“复杂”为由或担心农民的“短期行为”,而不去积极主动推进。建议明年尽快出台并加快实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和建设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实施方案;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尽快修改《物权法》,将农村土地使用权明确界定为可抵押财产权。

　　此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是经济领域,又不限于经济领域。例如,在文化产业资源配置中市场能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我的看法是,在政府承担公共文化主体、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文化产业资源配置也是要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由此,才能加快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才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文化资源优化配置,才能尽快形成放活文化市场、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大环境。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是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可否认,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功不可没。问题在于,政府过多、过大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严重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严重压抑市场活力。这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寻租腐败的体制根源。

　　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 D 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这就需要尽快形成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例如:果断废除G D P导向的干部选拔机制,尽快建立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满意度导向为重点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与司法体制改革统筹考虑,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等。

　　加大向社会放权的力度,形成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社会合力。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有效的政府监管和法治基础,还需要行业规范和各类中介组织发挥作用,才能形成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合力。当前,消费安全问题频发,不仅反映了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缺位,也反映了行业自律、行业规范的严重缺失。面对无数个市场主体,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既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也需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推动现有行业协会的“政会分开”、去行政化,支持各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建立各类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以承接政府更大程度下放的行业管理职能。

　　推动政府监管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后监管为主的转变。“负面清单”管理是重新定位政府经济职能、把自主权还给市场主体的重大改革举措。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全面改革行政审批体制的关键所在。建议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探索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全国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建议中央层面争取2014年内提前实现削减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

　　“市场决定”,涉及到多方面改革思路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第一,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意味着激活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将对我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和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意味着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终结,对于市场主导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决定性影响;第三,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意味着权力配置资源导致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历史终结,意味着释放社会资本的活力,对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第四,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意味着官本位、权力寻租、经济特权的历史终结,对于抑制消极腐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决定论”其深刻性、其意义不亚于20年前提出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论”。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