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紧”连番上演强化利率中枢上移预期,加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长期累积效应,宽松货币环境中被掩盖的债务膨胀风险在经济减速、去杠杆中逐渐显露的可能性大幅提升。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债务风险的区域性、集中性爆发将是经济工作一大重点,斩断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脐带、夯实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应是防范债务冲击关键所在。
综合审计署审计结果、监管部门表态和机构测算数据等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各部门债务问题呈总量膨胀、增速较快、盘根错节、偿债压力较集中等特点。其中,地方政府债务快速上升及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债务高企尤其值得警惕。根据中国社科院最新报告,2012年全社会杠杆率高达215%。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余额达72.1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39%,在所有统计国家中居于榜首。过剩行业的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可能性颇大。
企业债务“堰塞湖”的形成,既是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重症用猛药”所致,更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驱动使然。这种投资冲动症具有深层次的体制性原因。政绩考核GDP至上,干部升迁与债务脱钩,债务运行周期与地方官员任期不匹配,使地方政府主动负债动力强劲。地方国有企业享有政府隐性担保,承担部分政府宏观调控职能,成为当地经济投资驱动主要载体,承担部分政府债务。更进一步,则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有形之手”主导社会资源要素配置、使用、定价。显性或隐性的政府信用担保使各类社会资源向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行政部门及国有企业集中,而这些部门对价格天然不敏感,如此循环终将使此类粗放发展模式逼近资本、资源可投入极限,造成成本增速越来越高而收益增速越来越低。
这种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整体上,投资对GDP边际拉动效率已呈明显下滑趋势。有机构测算,非金融企业债务每新增1元带来的增量GDP已从2008年的0.7元左右降至目前的0.3元左右。从上市公司数据看,剔除金融行业后整体A股资产负债率已升到60%左右。钢铁煤炭、建筑建材等在总资产中占比较高的重工业负债率显著提高,这些行业大多为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盈利能力已大幅下滑,不少企业加权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贷款利率。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行业将持续面临产能去化压力,在流动性冲击下,债务风险可能显著放大。
未来两三年是企业债务偿还高峰期,还本付息压力较集中,不排除违约个案出现的可能。鉴于此,防范债务冲击需长短并重,短期侧重存量债务规模管控和结构优化,长期着力透明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消解投资冲动症体制性因素。
在货币政策偏紧情况下,应维持社会融资总量规模平稳,通过拓展利用保险等长期资金路径、引入民资等方式,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控制债务增量,避免去杠杆太剧烈。
治本之策还在于推进市场化机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厘清行政与市场边界。政府简政放权要还权给市场、企业,退出非自然垄断领域,减少甚至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干预,打破市场分割与垄断,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在此方面,重点是深化国企改革,剥离国企政策性负担,打破政府对国企隐性担保。另一方面,加速推进土地、资金、资源等要素领域市场化改革,使价格充分反映要素资源稀缺程度和成本收益,打破投资冲动无成本或低成本误区,提高要素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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