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日前刊载美国哈得孙研究所的商业顾问、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欧文·施特尔策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在美国：银行依然是太大而不能失败、太大而无法管理》，摘编如下：
摩根大通再次因对无数风险提示信号失察被要求支付26亿美元的罚款和赔偿金，该银行未将美国司法部援引的不计其数的风险提示向美国官方进行报告，因而违反了《银行保密法》。
尽管如此，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和他的管理团队却有理由高兴：他们没有被提起刑事诉讼，在到目前为止对银行征收的共计200亿美元的赔偿金和罚款中(其中70亿美元是赔偿金，因此可抵扣税款)，没有一分钱来自于他们的口袋。司法部也很高兴：它可以从银行的金库中拿走数十亿美元，这种罚款选民高兴，也登上了报纸头条。股东们也高兴：过去一年来，他们已将股价哄抬了30%。
银行的管理层、股东和检察官似乎都很开心，那么又有什么好忧虑的呢？理由是系统性的疏忽潜伏其中。摩根大通的一名发言人说：“我们本可以处理得更好。”
这几乎是承认了FBR资本市场公司的分析师保罗·米勒对《纽约时报》所说的话是对的：“我认为摩根大通规模过大，应该被拆分。”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库尔特·沙赫特的话。作为一家在金融领域宣扬道德标准的组织的主管，他说“对于大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公司过于庞大，以至于它们总会受到违规业务的困扰。”
这不仅对股东们来说是个问题，尽管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让杰米·戴蒙出任首席执行官的决定。如果美国最大的银行是由一个多次支付罚款的管理团队所管理的，那么他们下一次的疏忽大意就将直接威胁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毕竟，在谈到规模和与其他金融组织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时，与摩根大通相比，雷曼兄弟公司不过是个小字辈，但雷曼兄弟公司的崩溃在2008年时却几乎击垮了整个金融体系。
即使摩根大通证明自己是管理得当的，也许是在一个新的管理团队治下，但让人担忧的因素依然存在。自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确实采取了相应举措降低所谓系统性风险，即一家银行的倒闭不仅卷走股东的钱还会伤及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银行现在必须持有更多资本，不能拿存款冒险。相关的法律已经通过，规则已经制定，罚款也已征收。
但是没有哪个执法机构敢设定过高的罚金，以至于威胁到银行筹集资本的能力。考虑到银行的本质，法规只是一种有限的工具。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监管人员在这些金融机构的走廊上徘徊，希望能在无法收拾的问题吓退投资者们之前觉察出这些问题，并尝试在另一只60亿美元的“伦敦鲸”浮出水面前将其捕获。政府的审计员们则查对簿记账项。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这还不够。毕竟，以摩根大通为例，如果连一家银行的管理层都没能将本可以使他们尽早发现麦道夫骗局的前兆联系起来，又怎么能期望政府机构的监管者做到呢？我们是在要求他们衡量“风险”这种连定义都不清楚的东西，理解复杂的金融工具，决定一家大到不能倒闭的银行究竟该持有多少资本以及什么类型的资本。这些问题如此困难，用《屋顶上的提琴手》中特夫耶所说的话就是“这些问题会难倒拉比(犹太最德高望重的学者)”。而且很可能银行董事会的大部分董事都会被这些问题难倒。
一些人认为在危机过后的改革措施中附加沃尔克规则可以解决问题———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也可以大幅减少由于存在庞大的银行而对金融系统所构成的内在威胁。这一规则旨在阻止银行通过“自营交易”拿纳税人所担保的存款来冒险，阻止银行为自己的账户购买金融工具而不是为了服务客户。更不必说不亚于专家的新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曾说过，这两种交易类型之间有“没有很多明显的差别”。这一规则将会影响某些市场，包括市政债券，但不会影响其他市场。尽管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在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中拥有超过3%的股份，但高盛公司将在一个20亿美元的房地产基金中持有20%的股权，因为房地产投资是被排除在这些限制之外的。一些K街(大多数游说集团盘踞在华盛顿的地方)上的常客毫无疑问赢得了“年度说客”的奖项。
包含在《多德-弗兰克法》中仅有37字的沃尔克规则的原文已经被扩充至963页并附有2826条注脚，将由五家独立的监管机构强制执行。这五家机构是在白宫和财政部施压、要求结束对细节问题长达三年的争吵后才就最终草案达成一致的。现在，这五个机构中有几个承担了监管银行各领域活动的主要监管人。
爱说笑的人戏称沃尔克规则为“律师的救济法”。《华尔街日报》询问戴维斯-波尔克律师事务所的一位资深合伙人它是否为律师开创了“家庭手工业”，于是得到了如下坦率的回答：“这手工业的规模实在庞大。”与其说是一间小舍倒不如说是一座大厦。
不可否认，大银行很难管理，过于庞大因此不会被罚款拖垮，过于复杂因此难以监管。大银行可以缩小规模，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效率降低了。在遥远的未来到来以前，我们不得不施行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更严格的监管。有总比没有强，再说总比危机前的情形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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