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难、融资贵”一直困扰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地方债务萧风瑟瑟、实体经济结构转型之际，高昂的融资成本成了阻碍经济发展和流动性有效配置的拦路虎。
“国十条”明确，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多措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
首先，核心在配套改革，比如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各主管部门没有形成有效的联动和合作，金融理财产品往往都是跨行业设计、层层加码、相互抬价，经常以创新的名义来绕开单一部门监管，造成风险和成本进一步抬高，导致实体经济拿到手的钱被层层加码，企业融资成本自然高企。要想根治这种矛盾，压缩资金链条，减少监管套利滋生的金融空转利润，就必须加快监管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协调和混业监管的框架。
其次，尽快推动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金融同业拆借市场，规范信托、银行理财和委托贷款等行为，缩短资金链条，降低固定收益率，减少资金在金融机构空转，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只有基准下降之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才有可能下降。
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高企的原因主要来自利率管制和资金错配，如果长期人为设置存贷差，金融机构自然不愿意去承担主动风险定价，于是大企业与小企业贷款在缺乏风险定价的情况下，银行自然选择大企业，虽然国务院三令五申、央行一再定向降准，但商业银行并不积极，银行在“三性原则”(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面前自然会设置障碍刁难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这种歧视性和挤出效应自然会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
第三，进一步规范和抑制金融同业拆借市场的过度扩张，让同业拆借回归头寸调剂的本源，而非以此展业和层层加码各类固定收益类产品，如果压缩了同业拆借的规模，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再搞资金空转的借贷游戏和规范经营，同业拆借、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利率自然下降，全社会融资成本才会下降。
第四，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只有放开牌照和打破垄断，引入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层次，改变目前金融行业的盈利发展模式，实现先普后惠，才能侧向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第五，提高社会诚信和违约成本，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减少主动违约的动机，同时要扩大和完善信用担保机制，除了要扩大小微企业担保业务规模，这次“国十条”提出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保险产品，采取“保险+信贷”的方式来打消商业银行的风险顾虑，这样的制度安排会促使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对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增加后，融资成本有可能会下降。
第六，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股权私募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这是缓解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途径。银行的基因注定不可能为这些不确定的小企业去冒险，没有进入成熟期的企业必须要依靠V C、PE和资本市场，让风险与收益对称起来，创新型企业、小微企业融资来源多样化之后，融资成本自然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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